来到洁净的玻璃窗前，瓦尔特轻轻活动着左手，身体的外伤都在逐步恢复，被马车碾伤的右手依旧裹着厚实纱布，持续传来酸麻的痛感。只是这道永久性的创伤，让他彻底告别了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的职业道路。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瓦尔特既可胜任助理医师，还能担当兼职法医。然而柏林大学医学院的助教工作，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破案之后
一只牛皮信封里装有十枚银币：3枚1马克，3枚5马克，外加4枚50芬尼（1马克折合100芬尼），总计20马克。
甘纳特解释说，依照柏林警局的薪资标准，兼职法医是没有底薪的，所以每处理一桩刑事案件，酬劳通常是12到20马克。所以，眼下的这20马克，已是霍夫曼警长向上司米勒警督，尽力争取后的最高数额。
一桩案子20马克，相对于8千马克的外债，理论上需要处理4百桩案子。就算拥有260万人口的首都柏林，每天都有命案发生，但柏林警察局不可能让一个兼职法医天天出勤。
更何况，诸如波兰人、吉普赛人、破产者、站街女与流浪汉等边缘人的“意外”死亡，往往连尸检报告都不会有人过问，直接拉去公墓了事。
真正需要法医出面的，是那些涉及“体面人”的案子，而这种案子一年到头也就那么七、八十桩。想要靠这个还债，恐怕要等到瓦尔特头发白了。
这一笔帐，瓦尔特也只在心里盘算过一回，就没有继续往下想了。他现在真正需要的，是法医的特殊身份，而不是眼下的这点酬劳。结合1903年，柏林的收入与物价，瓦尔特明白，单单依靠兼职法医的工作很难还清所有欠款。
但好的另一面，瓦尔特成为柏林警局的兼职法医，有利于他借助“体制内”的力量，明里暗地的搜寻谋害自己的凶手……
此刻的，似乎没有留意到瓦尔特的稍许失望表情，等到落座之后，他主动说起了男爵夫人一案的后续进展。
瓦尔特抬眼看向甘纳特，示意对下继续说下去。
“就在前天下午，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所有审讯……案发当晚，男爵使用强效镇定剂迷晕了他的妻子，再用裹着细绳的丝巾行凶，故意布置出悬梁自尽的假象。他手背上的抓痕，也的确是死者挣扎时留下的痕迹。”甘纳特如是说道。
“依照一九零零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婚姻存续期间实行财产管理共同制，丈夫有权管理和使用妻子的私人财产。男爵夫人同样出身于世家豪门，名下拥有两座庄园，以及数十万帝国马克的巨额遗产，这些资产长久以来都由男爵支配，维持着整个贵族家族的开销。”
。其后，甘纳特依靠家人安排进入柏林警队。现在，他是结合德意志的现行法律，为瓦尔特继续讲述案件背后的缘由。
依照男爵的口供，男爵夫人是在半年前结识了一名年轻男子，两人很快发展出婚外情。近期男爵夫人正式提出离婚，并扬言要带走她的全部财产。按照现行的法律，离婚后男爵夫人有权收回嫁妆和继承所得。
甘纳特说道这里时，又补了一句：“离婚，这意味着男爵不仅会失去对妻子财产的控制权，还将面临家族的财务崩溃。对一个老牌贵族来说，破产比出轨更致命。出轨只是丑闻，破产则是灭顶之灾。”
瓦尔特靠在床头，没有接话。
这个作案动机，比他最初猜测的“情杀”，还要复杂得多。故意杀人、提前掩盖、伪装自杀……每一步都经过计算。
毫无疑问，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番赤裸裸的利益算计。杀掉妻子之后，男爵不仅能保住妻子的巨额财产，还能以鳏夫的身份，继续维持体面的生活。
他沉默了片刻后，淡淡的说了四个字：“人心叵测！”
“今天过来，除了送酬劳，警长还有一件事托我转达。”甘纳特话锋一转，“近期柏林城内各类疑难案件不断，柏林警局现有的法医人手不足，而且能力也有所欠缺。霍夫曼警长代表柏林警局，希望聘请你为红堡的兼职法医，映射不同的案件，每次酬劳标准结算为12到20马克不等。”
称呼的界限在不知不觉中消融，年轻警员对科勒博士的敬语“您”，早已变成了朋友间的“你”。
这个时期的普鲁士法医制度很差，尽管有隶属于红堡的专职法院，但那些人只会写‘死于暴力’、‘自然死亡’之类的报告，根本不会提供有价值的破案线索。在霍夫曼和甘纳特看来，没人能象科勒博士这般，从一个指甲痕看出凶手的惯用手，能从一条勒痕推断凶器形态……
“我可以接受这份兼职，考虑到目前的身体还未完全恢复，远距离的外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