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禪朝法邈示意，法邈這才從左右手中接過了一沓卷宗，幾步上前遞給了向朗與李嚴。
向朗與李嚴二人雖然不解其意，卻還是一起開啟了這幾份卷宗，看了起來。
劉禪坐得隨意，靜靜看著二人。
他今日之所以召二人至此，非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要再榨一榨這兩個被邊緣化的『罪臣能吏』過剩的精力，讓此二人來解決大漢如今最最迫在眉睫的制度建設問題：
修訂《漢律》，統一各州立法。
如今益州、關中、荊州、隴右各地律令參差不一，或沿漢舊制，或用『漢科』，或雜以魏、吳之法，又或從權宜之規。
官吏斷獄，往往一事而數判。
他在荊州這段時間，就已被各郡縣律令混亂的問題弄得焦頭爛額，而《漢律》那一套屎山程式碼，就是混亂的根源。
卻又不能直接用『蜀科』來治荊州。這律令的亂麻若不趁早理清，日後必有掣肘之患。
因此，他要自己牽頭，讓向朗與李嚴二人會同有司，取各地律令之善者，刪其繁蕪，正其牴牾，修撰一部足可垂範後世的《炎武律疏》，徹底確立大漢的法統。
第469章 炎武律疏（下）
兩漢四百年，律、令、科、比，林林總總，極其龐雜，斷罪所需比對法條已近三萬條，兩百餘萬言，七百餘萬字。
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
莫說普通的司法官員，就連大漢的廷尉正卿都無法遍覽律令，這就使得劉禪這段時間在選拔、提拔律法相應官員時遇到了極大的阻礙。
因為考核沒有標準答案，甚至就連出題人都不知什麼是標準答案，全憑師承、家學及個人好惡評判。
沒辦法，兩漢四百餘年，『律、令、科、比』這一堆屎山程式碼實在太過複雜太過繁冗。
首先是漢律。
蕭何定《九章律》九篇。
叔孫通加《傍章律》十八篇。
張湯定《越宮律》二十七篇。
趙禹定《朝律》六篇。
光律就有六十篇。
東漢建立後，光武帝劉秀並未制定新律，而是繼續沿用西漢律篇，將這套律篇體系完整繼承了下來，即使這六十律篇已有許多累贅重複，但祖宗之法不可變。
沒錯，起初最大的阻礙就是『祖宗之法不可變』，因為這是劉秀再造炎漢後，宣示自家法統承繼自前漢的政治表態。
等到後來政權徹底穩定，這套屎山程式碼已經執行了起來，至少沒有動搖後漢的統治根基，於是後漢朝廷也就沒有再動著新律立新法的念頭。
雖然沒有制定新律，但後漢法律並沒有停滯不前，除了以上六十律篇之外，有兩種法律形式承擔了更新法律的職能。
一是《令》，一是《科》。
天子的詔令經過整理後可以上升為具有長期效力的『令』，對漢律起到補充甚至修改的作用。
前代天子所定之法叫律。
當代天子新定之法叫令。
後漢每一代天子都通過釋出新的詔令來更新法律，而沒有去動那幾部律典。
這些詔令經過日常使用、篩選和整合，最終被編入律文，完成從詔到令，再從令到律的轉化，是天子在國家層面的補充立法。
至於科，則是律、令以外，朝廷各機構針對具體事務、具體犯罪與刑罰制定的單行法規。
一則科條負責一件特定的事。
後漢中後期，科條的數量急劇膨脹，其數至一二萬條，民間怨之，謂『科條無限』。
而除了令和科以外，後漢還有一種極其重要的法律形式：比。
也叫『決事比』，它是在律無明文規定時，比照援引先前的典型案例作為判案依據。
『比』在西漢就已經存在，但大規模編撰『比』使之系統化，是東漢的風尚。
東漢的司法官員和刑律大家對散亂的判例進行了整理和彙編，形成了數百萬字的判例集。
他們將判例集上報朝廷，朝廷稽核過後，又不斷賦予這些判例集以法律效力。
於是乎，東漢的司法官員在斷案定罪時，除了查律、查令、查科，還要查比。
同一個案子，律可能說判三年，令可能說判五年，科可能說罰金了事，『決事比』裡面，又可能找到更輕或更重的先例。
兩漢四百餘年，什麼樣的『決事比』都能找到，最後完全就是地方官想怎麼判就怎麼判。
所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想讓你活的，就找出能輕判的依據，想讓你死的，就找出能重判的判例
如此局面發展到東漢末年，律令科比四種法律形式層層疊疊，互相覆蓋，互相矛盾，已到了難以收拾、非改不可的地步，桓靈之世的民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