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積重難返，後漢朝廷始終沒有能力與勇氣去動那部律典本身。
因為自和帝以後，天子基本都是少帝傀儡，外戚宦官交替專權，又加上天災頻發，民變四起，導致朝野常有『更始受命』的異論。
所謂『更始受命』，就是某些儒生術士根據讖緯神學推算，認為漢朝歷數將盡，上天會在某個時間點收回漢家天命，另選一個賢德之人來更始受命，建立新朝。
此時若敢動《漢律》，極易被扣上『變更高祖、世祖制度』的大逆帽子，引發劇烈的政治震盪。
等到後面天下大亂，不論是漢是魏還是吳，都是《漢律》與本政權科條並行的狀態，因為大家都要宣示自己承襲兩漢的正統地位。
丞相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五人所制《蜀科》，也就是如今的漢科，同樣是在漢律的基礎上進行小幅的修正和增刪，更多是一部因時因地制宜的地方性法規。
大漢奪下關中後，蜀科便已不適用於關中的情況了，於是又在原本蜀科的基礎上增刪修改以適配關中，給這套本就累贅的體系又加了碼。
因為關中實行的《漢科》與益州實行的《漢科》雖然同名，其內容卻是不盡相同的！
丞相在關中，倒還能好好梳理。
可如今荊州克復，大漢又要針對荊州的情況制定一套《荊科》，甚至交州也將拿下半壁，到時…還有誰有丞相這樣的能力？至少費禕、董允等重臣在荊州已忙得焦頭爛額，卻根本梳理不出個頭緒來。
如今的季漢與後漢面臨的問題是類似的，祖宗之法不敢動。各州郡地方科條頒佈的同時，兩漢近千萬言的律令科比依舊沿用。
地方混亂難治。
而懂法的官吏卻嚴重不足！
那就只能任用荊州本土士人。
這就導致現在的荊州漢律、漢科、吳科一時並用。
費禕甚至提出要大赦天下。
這樣一來，既能示新復之地以天子恩典，所有積壓下來的冤案舊案也能全部出清。
官府輕裝上陣，就能讓荊州的官吏慢慢熟悉荊科。各郡縣太守、令長也能稍微得閒，著手去處置恢復民生等更緊要的事務。
劉禪直接給否了。
積案如山，律令如海，荊州新附，人心未定，若他大赦天下，當然能收一時之效。
可大赦這種事情，不過是以小惠收買人心，非但不能治國，反而會讓奸惡之徒心存僥倖，大赦一次便傷一次國本根基。
除非衰弊窮極，萬不得已，才可權宜行之。
否則今日荊州積案多便赦荊州，明日關中積案多便赦關中，後日益州又積案，官吏皆勞形於案牘，便又大赦益州。
長此以往，法將不法，民不見畏，奉公守法之民卻要與奸惡之徒同沐所謂天恩，這是哪門子道理？
劉禪最後又搬出先帝之言：『若劉景升、劉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費禕聽得侷促難安，最後唯有連連謝罪而已。
不能大赦，問題卻總要解決。
律令繁冗，非一日之積，自然也非一日可解，荊州只能暫用荊科，治標不能治本。
而且要大量起用荊州本土士人。
但國家法度已經喪失了內在的一致性，靠什麼培養、選拔律法官吏就成了最大的問題。
更要命的問題在於，沒有統一的標準對執法官吏進行考核。
那就只能考驗地方官的良心了。
可良心又如何能夠經得起考驗？
劉禪並不指望地方官能出幾個包青天，因為一旦律法層面有大量漏洞可鑽，那麼不去鑽空子的官吏恐怕連兩成都不到。
他這才起了要著律立法之念。
按照原本的歷史程序，曹叡會在去年的十月下令啟動修律工作，徹底推翻《漢律》，在律令、立法層面徹底切斷與兩漢的聯絡，鞏固曹魏政權的合法性。
這是國家的頭等大事。
而如今獲得階段性勝利的，不是曹魏而是大漢。曹魏焦頭爛額，曹叡根本沒有時間與心力消耗在著律立法上面。
那麼這為天下立法著律一事，就只能由劉禪牽頭領先了。畢竟哪個人能禁得住流芳千古的誘惑？劉禪當然也不例外，武功既彰，文治總也要跟上的吧？
問題越難，功績越大！
劉禪面對的問題，是連李世民、朱元璋都不曾面對的問題，因為那時華夏律法已經有了一個十分完善的框架，循舊制縫縫補補即可。而劉禪現在要做的是徹底推翻舊制，重構一個可垂範後世的新框架。
那部由曹叡牽頭、陳群、劉邵主導編纂的《魏律》，對後世著律立法影響頗深。
其非但對兩漢律法進行了體系化的重構，還開啟了律法儒家化的制度先河，把儒家主張的孝悌綱常融入到了刑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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