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要說，彼時的大漢只有蜀中一地，維持政權的資源全靠蜀中，就更不能輕易變革。
而荊州百廢待興，正是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時候，正是建立新制度拉攏一批新團體進入政權的時候。
不然一旦直接將蜀中舊秩序套用在荊州，一旦該制度形成慣性，一旦利益團體形成、固化，將來就再難有改革的土壤了。
正如費禕所言，天下名將在短短兩年間已經被大漢捶了個遍，死的死敗的敗，大漢軍威極盛，劉禪個人威望達到階段頂點。
魏吳二國短時間內難以反撲，大漢王師仍在進一步擴張大漢版圖，這時在荊州新復之土進行制度改革，一定會有大量的擁護追隨者。
此時的大漢，已不再是十年前那個『勤王討曹』的地方政權。
而是劉協退位禪讓後，再次承接大漢天命的『劉漢正統』。
天下所有有識之士都能看到，大漢已是旭日大升之兆，金刀之讖終將再現於華夏大地。
只要能夠成為大漢的一分子，只要協助大漢一統天下，他們的未來是無限的。
蜀中那批由寒族豪族組成的後備官吏，如今在關中大展拳腳，接下來還將到荊州開枝散葉發展勢力，就是所有人都看得見的最佳明證。
而作為大漢三興的從龍之臣，這一大批寒族、豪族，將來必有成為二千石太守、都尉者，乃至將來一躍而成中央大員，徹底改寫家族命撸辔纯芍?
如此情況下，如何不會吸引一大批士族豪強放棄些許土地、人口、錢糧上的利益，而支援新政？
唯一需要考慮的，就是劉禪這套新制度究竟有沒有用，會給大漢帶來怎樣的好處。
『戶調變、授田制、三長制』，這一整套組合拳，是北魏鮮卑割據河北的時候，文明太后搞的一次極富成效，乃至影響後世一千多年的制度改革創新。
隋朝保閭制，唐代鄉里制，宋代王安石的保甲制，明代王陽明的十家牌制，皆始於廝。
自戶籍制度漢末崩盤後，歷經了三百餘年，才終於有一個政權對治下做了一次土地與人口普查，而這個政權竟然還是鮮卑政權，所謂以胡制漢以少制多。
那是個什麼時候？
那時候南北對峙，東西分裂，拓跋鮮卑建立的魏政權，政治中心仍在山西平城，據山西而臨天下。
河北、關中遍地都是豪強塢堡。
鮮卑魏實施所謂宗主督護制，實際上幾乎就是現在曹魏、孫吳的世族豪強包稅制，令豪強自治而已。
可『戶調變、授田制、三長制』這一套組合拳下來，直接打破了豪族對人口土地的隱匿，使國家直接掌控編戶，削弱了地方豪強勢力。
雖然幾十年後製度再次崩盤，但那已是極富能力的文明太后、還有漢化組名人孝文帝元宏全部死後，才開始的秩序全面崩塌了。
可一旦局勢稍穩，當政者馬上就會重新啟用這套，已經證明過極其有效的制度。
這套制度成功的前提，是國家掌握大量無主荒地用於授田，且政治清明，政令不在內部遭到掣肘，最後加上中央對地方有足夠的控制力，也就是中央所頒佈的政令，地方州郡縣能夠堅決執行。
這幾點，現在的大漢全部都有。
雖說隨著人口增長、土地兼併加劇、官僚體系腐化、戰爭消耗，制度必然走向崩壞，但所有制度本身都是帶有『生命週期』的，所有制度的崩壞都具有歷史必然性，絕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
劉禪眼下要解決的就是如何獲得人口，如何吸引蔭戶成為大漢編戶的問題，就是如何越過豪強，直接把手伸到基層的問題。
如果他的目標只是像劉秀那樣一統天下，完全可以不這麼做，完全可以怎麼讓豪強快樂怎麼來，完全可以怎麼最快、最多、最輕鬆地汲取民間資源怎麼來。
但劉秀的前車之鑑在前，作為一個穿越者，如果連這麼點嘗試都不敢做，那就太廢物了，還有穿越者前輩直接在這裡攤丁入畝呢！而他不過多邁了半步而已。
史載，文明太后在實施戶調變、計口授田與三長制後，『國家計省昔十有餘倍。』
非是指國家開支節省了十幾倍，而是指國家財政效率，也即實際財政收入與徵稅成本的綜合效益，得到了十倍以上的提升。
此前徵收賦稅，是直接向包稅豪強徵收，他有一百戶，只給你繳十戶的稅，所以稅率必須提得足夠高，高到足以維持政權的執行。
實施新制後，全面降稅，引蔭戶為編戶，稅基爆炸式增長。
百姓在總負擔下降的情況下，主動成為國家編戶，領取田畝，納稅人口大增。
國家以極小的成本，獲得了十倍於成本的收益，即使這個總收益與原本的賦稅差不多，甚至還要略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