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立生祠還是太過逾禮，郭攸之跟陳祗二人與百姓好說歹說，終於還是把這事給壓了下去。
關中百姓麥收結束，豪強富戶田裡的粟卻正在最關鍵的灌漿期，關中各地塢堡莊園，無數族長耆老在確認蝗災已被朝廷控制，不會波及到自家田產後，私下亦是感慨萬千。
面對此等天災，以往朝廷官府不過天子減膳，罷黜三公，又或徒勞祈禳，推諉塞責而已，如大漢這般，以雷霆手段動員全境，務實滅蝗，且當真卓有成效者，古往今來都可謂獨一份的存在了。
這份擔當與魄力及腳踏實地的務實舉措，終究為大漢贏得了不少豪富尤其年輕士子的由衷歎服。
唯獨那些原本囤積了大量粟米，準備待蝗災大起、糧價飛漲時大發橫財的糧商，
望著倉庫裡堆積如山的陳糧和市面上相對平穩、甚至在麥收後略有下挫的糧價，捶胸頓足，將怨氣咽回肚裡，暗罵幾句官家多事。
十餘萬關東俘虜組成的官屯，安定南遷的羌漢之民，幾千府兵，以及農莊百姓耕作之地，大多是新墾的生地，夾以本就貧瘠的劣田。
畝產核算下來，平均在一石二斗出頭，差些的不過七八斗，好些的能到一石八斗上下。
這個數字，與關中、蜀中畝產三石的熟稔良田相比，自然不高。
但前時關中秩序混亂，作為大漢主要稅基的大部分自耕農，耕作又近乎於刀耕火種，加上良田多被豪強大宗佔據，本就只有貧瘠的田地，更沒有什麼科學管理可言，畝產同樣算不得高，即便是所謂的熟地，也就是兩石上下的畝產。
所以說，一石二斗的平均產糧，對關中百姓而言算不得太差。
而六月中旬，大部分百姓已種下了豆子糜子。
若天公作美，秋天再收一輪，那麼兩季收成加起來，甚至能超過他們原來兩石上下的畝產了。
至此，種麥的好處才無人質疑。
常理而言，在慣性及對未知的恐懼下，想要實現以麥代粟，往往需要幾十年、上百年時間的普及。
小農經濟的脆弱性，使得百姓極度依賴祖輩相傳的經驗，任何輕微的改變都可能被視為滅頂之災，類似於官方知道『代田法』好，但在廣闊的民間就是難以普及。
好在關中一片廢墟，百姓連糧種都匱乏，餓死的威脅近在眼前，朝廷以強勢手段推行，借貸的是麥種，使得農莊與俘虜官屯不得不種麥。
且在官屯、農莊體制下，朝廷還向百姓們提供農具、租借官牛，典農官、典農吏與屯內、莊內耆老還負責傳授屯民以積肥、選種、深耕、輪作之法。
一歲以來頗有成效，百姓樂之。
可以想見，只要這般下去，待生地兩三年後養成熟田，鐵製農具與耕作技術進一步普及，那麼關中百姓戶有餘財、家有餘糧是必然之事。
正因如此，麥收過後，原本對加入農莊持觀望態度的自耕農，乃至不少原本自願依附在豪強大宗塢堡莊園內的佃戶、蔭戶，紛紛找到就近的農莊懇請加入。
朝廷對此來者不拒，迅速將這一千餘戶新附之民編入現有農莊。
有了左馮翊的經驗，加上太學生一年以來又出了不少典農官，朝廷便在京兆尹、右扶風，先後設下了十餘座農莊。
二郡零散的自耕農，以及那些自願依附於豪強大宗的蔭戶、佃戶，眼看著朝廷分田分地，提供種種實惠政策，哪裡還不識好歹？
十幾座農莊，得戶四千餘戶，一萬八千餘口，其中近三千戶都是不曾在籍的蔭戶。
蔭戶向來是民不舉、官不究的老大難問題，為了爭取『民心』，朝廷不可能剛入主關中就施雷霆手段，而如今蔭戶主動脫離豪強大宗，豪強大宗自是無敢言語。
所謂灰色地帶就是如此了，你隱蔽戶口我暫時不管，但是隱蔽的戶口想要從你塢堡裡脫離出來，你卻不許他們脫離，這是『漢科』明令禁止的法條，你已知曉並『認可』，敢攔就拿你開刀。
剛剛奪下關中之時，整個關中的在籍戶口不過兩萬四千戶，十二萬四千八百餘口。
而在種種遷民、府兵、農莊政策落實之後，今年六月中旬，在籍戶口竟直接翻了個倍。
五萬二千餘戶，二十八萬餘口。
其中原依附於豪強大宗的蔭戶、佃戶兩千餘戶，一萬餘口，不可謂不多，而很顯然，這兩千餘戶恐也只是蔭戶的十之一二。
要是所有蔭戶全部清出，幾乎能獲得相當於一個關中的稅基，可惜關中初定，清不得。
至少等到中原大定。
在關中麥收的喜悅之後，一個現實的問題擺在了百姓面前，如何將堅硬的小麥變為飯羹？
與易於脫殼蒸煮的粟米不同，小麥的加工要繁瑣得多。
好在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