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春节，小站过得比往年冷清。不是天气冷——正月的雪确实大，操场上积雪半尺厚，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而是人心冷。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让人不安。朝廷要收北洋的权，这话说了两年，终于要动真格的了。
正月初十，消息正式传来：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
表面上看，这是升官。军机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清二百多年来最高的官位。但北洋的人不傻——军机大臣是在北京，在朝廷的眼皮底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才是袁世凯的老巢，离开直隶，离开北洋，就是老虎拔了牙。
“明升暗降。”吴佩孚放下手里的公文，说了这四个字。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灰布棉袍，坐在协统部花厅的椅子上，手里捧著一杯热茶，茶已经凉了，他没喝。
孙传芳坐在对面，军装的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腰杆挺得笔直，脸上的表情像是要吃人：“朝廷这是什么意思？袁大人立了多大的功，他们说调走就调走？”
“不是调走，是架空。”吴佩孚放下茶杯，“军机大臣听着好听，实际上没有实权。外务部尚书倒是有点权力，但外务部管的是跟洋人打交道，跟北洋不搭界。袁大人离开直隶，离开北洋，就成了无根之木。”
陆铮坐在上首，一直没有说话。他穿着一身协统制服，肩上的标志在灯光下泛著暗银色的光。桌上的地图摊开着，地图上标注著北洋各镇的驻防位置——保定、天津、小站、山海关。每一个点，都是袁世凯一手布下的棋子。现在，下棋的人要走了。
他想起三年前第一次见袁世凯的情景。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小哨官，站在总督府的花厅里，袁世凯问他：“你觉得大清还能撑多久？”他没敢回答。三年过去了，他从哨官升到协统，从四十六个人发展到四千个人，从默默无闻到北洋最年轻的将领。袁世凯对他有知遇之恩，有提携之恩，有信任之恩。没有袁世凯，就没有今天的陆铮。
现在，袁世凯要走了。
“消息确凿吗？”他问。
“确凿。”吴佩孚说，“军机处的公文已经在路上了，最迟月底到。袁大人调任军机大臣，杨士骧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各镇，暂时不动，但——谁都知道，暂时就是不久。”
陆铮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操场上空无一人，雪还在下，把整个世界都盖成了白色。远处旗杆上的龙旗在风雪中猎猎作响，像一只受了伤的鸟，扑腾著翅膀却飞不起来。
“北洋的人心怎么样？”他问。
“乱了。”孙传芳一拍桌子，站起来，“我那边几个管带，听到消息就慌了。有的说袁大人走了，北洋要散。有的说朝廷要收兵权，以后不知道听谁的。有的甚至私下打听，能不能调去南方。”
“谁？”陆铮转过身，目光锐利。
“第二标第三营管带王德标。”孙传芳咬牙切齿，“我已经骂了他一顿，让他老实待着。但这样的人不止一个。袁大人在的时候，大家跟着袁大人走。袁大人不在了，各人打各人的算盘。”
吴佩孚接话：“三弟，这不是王德标一个人的问题，是北洋所有人的问题。北洋的根基是袁大人，不是朝廷，不是制度。袁大人在，北洋铁板一块。袁大人不在，铁板就要裂。”
陆铮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走回桌前，坐下，把地图收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名单。名单上写着第四协所有营以上军官的名字——两个标统，十几个管带，几十个队官。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他用铅笔写的备注：忠诚、可用、观望、不可靠。
他把名单摊开，看着吴佩孚和孙传芳。
“大哥，二哥，咱们得好好谈谈了。”
他让陈有才关上门，亲自检查了一遍窗户，然后才回到座位上。花厅里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炭火烧得很旺，但气氛冷得像外面的雪。
“朝廷为什么要调走袁大人？”陆铮问。
吴佩孚想了想，说：“表面原因是袁大人权太重，朝廷不放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管着大清最精锐的军队，朝廷睡不着觉。把袁大人调到北京，放在眼皮底下，他们才能安心。深层原因——满人对汉人的猜忌。朝廷里那些满人亲贵，从来就没真正信任过汉人。袁世凯是汉人，北洋是汉人的军队，他们怕。”
孙传芳接话：“怕什么？怕袁大人造反？袁大人对大清的忠心，天地可鉴！”
吴佩孚摇了摇头：“不是忠心的问题。是权力的问题。你有能力造反，你就是潜在的威胁。不管你造不造，朝廷都要防着你。”
陆铮听着，心里暗暗点头。吴佩孚的分析，一针见血。朝廷调走袁世凯，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太能干了。能干到让朝廷害怕。
“袁大人走了之后，北洋会怎样？”他又问。
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