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卑斯山南麓的积雪已融化殆尽，波河平原上的冬小麦在春风中泛起层层绿浪。
小镇教堂的钟楼在晨雾中敲了六下，面包房的老砖窑准时升起了第一缕炊烟。
罗西家的祖宅坐落在镇子东头，是一栋两层高的老式石砌农舍，外墙的灰泥已在岁月中裂成细密的纹路，但窗台上摆着的几盆天竺葵开得正旺。
这栋房子里住着祖孙三代一共九口人：爷爷朱塞佩、奶奶玛利亚、父亲路易吉、母亲安娜，以及五个孩子：大哥萨尔瓦托雷、二姐埃莱娜、三哥皮埃特罗、四姐弗兰卡和最小的弟弟安东尼奥。
爷爷朱塞佩照例是全家第一个起床的人。
他在第一次大战中丢掉了左脚的三根脚趾，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但这不防碍他每天清晨拄着拐杖走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修剪葡萄藤。
他年轻时曾在皮埃蒙特骑兵团服役，在卡波雷托战役中负了伤。
退伍后他很少讲战争的事，只偶尔在喝多了自家酿的红酒后，会对着壁炉上那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沉默，照片上二十岁的他穿着骑兵军装，骑着战马，胸口挂着勋章。
他对战后生活的评价只有一句话，翻来复去地说了好几年：
“墨索里尼时代，我们每天早上吃玉米糊，晚上吃玉米糊，星期天吃加了土豆的玉米糊。”
“现在，我们每天早上吃面包，晚上吃意大利面，星期天吃加了橄榄油的面包。墨索里尼说他会给我们帝国，女王却给了我们面包。”
“在帝国和面包之间，我会选面包。”
奶奶玛利亚在厨房里忙碌了一辈子。
天还没亮，她就用教堂慈善站领来的新鲜酵母揉好了面团，放进铸铁烤盘里推进壁炉。面包在炭火中慢慢膨胀，焦香弥漫整个一楼。
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客厅里，对着墙上那幅镶在廉价木框里的圣母像虔诚地画了个十字，为这个正在从战争中缓慢愈合的国家祈祷。
她一生没有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但她能根据每天面包房排队的长度准确判断出面粉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
战时的救济粮票她舍不得扔，叠成小方块塞在围裙口袋里，说是“留给孙子们看，让他们知道以前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父亲路易吉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才回家吃午饭。
他是贝加莫拖拉机厂的一名生产线工长，那家工厂在战时生产谢尔曼坦克的变速箱齿轮，如今已全面转产农用拖拉机。
和平后工厂接到了来自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大批农机订单，那是环地中海同盟战后重建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意大利向巴尔干国家提供拖拉机以换取粮食和矿产。
生产线的排班从每周五天调整为六天，加班费让这个九口之家第一次有了稳定的积蓄。
今天上午，厂长在车间大会上宣布了一个消息：
意大利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退伍军人住房贷款计划，由蒙蒂主持的战后重建基金提供低息贷款，合作社成员和退伍军人家庭可优先申请。
父亲路易吉听完后中午骑车回家时，在餐桌上小心翼翼地提起了这个话题。
他说话的语气很慢，象是在反复掂量着每个字的分量，因为他年轻时在非洲打过仗，见过太多承诺最后变成空话。
但这一次，他亲眼看着厂里第一批拖拉机从生产在线下线，用卡车运往的里雅斯特港。
是真的。
母亲安娜没有立刻回答，她正往锅里下意大利面，灶台上摆着一小瓶橄榄油和几瓣大蒜。
她用围裙擦了擦手，转身对着路易吉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话：钱够吗。
她曾是特斯塔乔区救济站的志愿者，每天拿着登记簿站在长队前核对每个家庭的配额。
后来她嫁给了在救济站帮忙搬运面粉的路易吉，用几张救济粮票换了一只旧银戒指。
她见过战争最残酷的一面，丈夫受伤，儿子上战场，邻居家在空袭中失去了一切。
所以她对任何承诺都抱有本能的谨慎，但她也比任何人更渴望给孩子们一个安稳的家。
大哥萨尔瓦托雷在贝加莫拖拉机厂当装配工，穿着和父亲同一款的工作服，袖口沾满了机油。
他曾在逐火军第4山地团服役，在西阿尔卑斯布伦纳山口蹲了整整两个冬天，复员后直接进了工厂。
今天午餐时，他带回了一本印刷精美的合作社宣传册，那是工厂工会分发的战后住房计划手册。
他翻开其中一页，指着上面的设计图给父亲和母亲看，表示合作社的住房贷款利息很低，每个月从他的工资里扣一部分，再加之父亲的加班费和埃莱娜寄回来的钱，首付绰绰有馀。
战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