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队的保卫局干部骑在马上，远远地看到了站在村口的周亦云，立即翻身下马，快步跑到周亦云面前，立正敬礼。“主席，人带到了。”
周亦云没有说话，目光越过保卫局干部的肩头，落在牛车上的那两个人身上。
长衫客从牛车上下来，动作有些迟缓——被关了几天，又在牛车上颠簸了大半天，腿脚有些发麻。他站在牛车旁边，整了整身上那件皱巴巴的长衫，抬起头，看着站在村口的那个人。
灰蓝色的军装，八角帽，红五星，腰间扎着武装带，双手背在身后，像一棵扎了根的树。风吹着他的衣角，猎猎作响。阳光从东边的山脊上漫过来，照在他的脸上，闪着暗淡的光。
长衫客的眼眶红了。但他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年轻的那个从后面跑上来，步伐急促，差点被路上的碎石绊倒。他稳住身子，几乎是小跑着冲到周亦云面前，立正，敬礼，手从帽檐上放下来的时候，声音已经哽咽了。“军长——”他喊了一声，只喊了一声，后面的字全堵在了嗓子眼里。
周亦云看着长衫客上前握住他的手。长衫客握得很紧，像要把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生死考验、所有的委屈和坚持，都捏进这一握里。
“欢迎回家，曹元同志。”周亦云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曹元哭了他终于找到了组织，现在，他找到了。周亦云站在他面前，灰蓝色的军装，八角帽，红五星，还是老样子。
他们边走边叙旧。从村口到省委办公室，不远，但走了很久。曹元走得很慢，不是走不动，是有太多话要说。
这时周亦云才了解到，在黄冈为了掩护部队撤退，曹元被坦克的火炮炸成了重伤。他记得那一声巨响，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打扫战场时被俘虏的警卫员发现了，王耀伍把他送到了黄冈最好的医院，等他醒来，已经过了半月了。他躺在黄冈最好的医院的病床上，全身缠满了绷带，他想动，动不了；想说话，说不出来。全身上下的骨头断了不知多少根，手臂、腿、肋骨，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他的警卫员一直在他身边，寸步不离。没有人知道曹元的身份，在王耀伍的战俘记录上，他只被登记为“国军某部军官”，没有姓名，没有番号，没有任何可以追查的线索。
警卫员对外称他是自己的远房亲戚，编了一套滴水不漏的说辞，把身份瞒得死死的。没有人怀疑，不是因为他编得有多好，是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一个被炸成这样的人，还能是红军。
曹元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不能动，不能下地，连翻身都需要人帮忙。
他唯一的消遣，就是看报。警卫员每天把能找到的报纸都搜罗来，国民党办的，商人办的，只要是报纸，就看。他不能抬头，报纸只能铺在胸口上，歪着脖子看，看得脖子酸了，就闭上眼睛歇一会儿，歇好了接着看。看到红军打胜仗的消息，他高兴，高兴得睡不着觉；看到红军打了败仗，他着急，着急得也睡不着觉。
但他什么都做不了，连握拳头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躺着，干着急。得知武汉被敌人占领，他心急如焚，却无济于事。他恨自己不能动，恨自己躺在这张该死的病床上，恨自己不能拿起枪，和战友们一起冲上去。但他只能躺着，听窗外的风声，看天花板上的裂缝，数着日子，一天，两天，三天，每一天都像一年那么长，长到他觉得自己可能这辈子都下不了这张床了。
后来，得知部队回到了中央苏区和鄂豫皖，他才放下心来，安心养伤。
他的心放下了，身体却不肯配合。骨头的愈合比他预想的慢得多，医生说他的体质差，营养跟不上，恢复起来会很慢。他想快，但快不了；他急，但急也没有用。他只能一口一口地吃饭，一天一天地喝药，一厘米一厘米地长骨头。这一年以来，王耀武也来过几次。
王耀武不是来审他的，是来劝他的。劝他放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给他官做，给他钱花，给他一个光明的前途。
伤好之后，曹元得知鄂豫皖危急。他不能等了，再等，苏区可能就没了；再等，组织可能就走了；再等，他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当即向王耀武告别——不是请示，是通知。王耀武没有拦他，派人送来了通行证，还派了一辆车，把他们送到了城门口。曹元接过通行证，没有说谢谢。对着送人的副官说了一句：“后会有期。”
他们立即出城，直奔鄂豫皖。路上走了好多天，一路上遇到过敌军的巡逻队，遇到过地方民团的盘查，遇到过土匪的骚扰，每一次都靠着那张通行证和曹元的沉着应对化险为夷。他们终于走到了。走进了了苏区，走进赤卫队的防区，走进那个他们以为再也回不来的地方。
政正当曹元说着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