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卫队长没有说话，重新打量了一番。他的目光从长衫客的脸上移到身上，从身上移到脚上，又从脚上移回脸上。有什么不对，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就是不对。那种“不对”不是从某一个细节上看出来的，是一种直觉，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他的目光停在了长衫客的腿上——裤腿的褶皱不太自然，像是有什么东西塞在里面。他弯下腰，伸手摸了一下，手指触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他把那东西抽出来，是一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没有封口。赤卫队长抽出信纸，展开然后放下信，让人去找村长。
村长来得很快，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背有些驼，他接过信，戴上老花镜，凑到信上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得很慢。信不长，但他看了很久，像是在辨认字迹，又像是在掂量这封信的分量。
信是王耀伍写的通行证。王耀伍，国民党军的将领，不是小人物。他的通行证出现在一个深入苏区腹地的陌生人身上，这本身就不正常。村长把信放在桌上，抬起头，目光从赤卫队长脸上扫过，又从长衫客脸上扫过。
他觉得这件事不简单，一个刺探根据地情报的特务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地进入根据地，更不会带着王耀伍的通行证。这要么是一个极其愚蠢的特务，要么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有特殊身份的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不是他们这个级别的赤卫队能处理的。
村长让人把两个人关起来，同时向上级报告。赤卫队员押着两个人，穿过院子，走进后院的一间柴房。门从外面锁上了，铁锁的搭扣生锈了，关上时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消息经过层层上报——乡、区、县，一级一级地传上去。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普通案件。一个带着王耀伍通行证的人，在苏区最困难的时候，大摇大摆地走进赤卫队的防区，被抓住了还不慌不忙，不像是特务，也不像是探子。
那他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来这里？他带着的通行证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他是怎么弄到手的？如果是假的，谁给他造的假？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回答，每一个答案都可能引出新的问题。
很快，省委就派了一个特派员来进行调查。特派员姓什么，没有人知道；长什么样，也没有人知道。他只身一人，穿便衣，骑一匹瘦马，从省委驻地出发，沿着山路走了整整一天，在傍晚时分到达了村子。他没有进村，先在山坡上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把马拴在一棵松树上，步行进了村口。
特派员走进关押两人的柴房时，天已经黑透了。门外的哨兵打开铁锁，嘎吱一声响，惊得院子里的鸡扑棱了几下翅膀。柴房不大，堆着半屋子的柴火和农具，墙角铺了一层稻草，两个人就坐在那层稻草上。长衫客的礼帽摘了，露出花白的头发和一张棱角分明但写满疲惫的脸。年轻的那个靠着墙，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又像是在想什么心事。
特派员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打量了他们很久——不是那种审视犯人时的打量，是那种老兵打量老兵时的打量。他看到了长衫客手上的老茧——那不是握锄头握出来的，是握枪握出来的，虎口处的茧子厚得发黄，食指第一个关节也有茧子，那是长年扣扳机磨出来的。他看到了年轻那个的坐姿——靠着墙，但重心偏左，右手自然垂在身侧，随时可以撑地跃起。这是战场上养成的习惯，睡梦中都不会改。他一眼就看出，这两个人一定身经百战。
特派员按照组织程序，开始对两人进行问话。问得很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带着谁的通行证，为什么进入苏区。这一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他们不是来找部队的，不是来找亲戚的，他们是来找省委的，是来找周亦云的。他们有重要的情报，必须当面报告。之前他们没有说，是不能说，是不敢说。在确认来人身份之前，他们不会对任何人透露真实目的。
特派员连夜出发，赶回省委。他骑着一匹瘦马，在山道上疾驰，马蹄声在夜色中急促地响起，惊起了路边栖息的飞鸟。天亮之前，他赶到了省委驻地，顾不上喝水，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向省委领导作了汇报。省委领导听完，也不敢怠慢，当即派人赶往燕子河峡谷军委驻地，向周亦云报告。
周亦云接到报告时，他正在看地图。他看完报告，也不免吃惊——两个人，带着王耀伍的通行证，穿过敌军层层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苏区，指名道姓要找他。
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带着什么样的情报？他放下报告，当即让保卫局派人去将两人接到燕子河来。
不知道番号，不知道名字，不知道职务，但能从敌人的防区里活着走进来的人，不是一般人。不能用对付犯人的方式对待他们。
第二天，周亦云早早来到了村子门口。他带着警卫员，骑着一匹马，从燕子河峡谷赶到了省委了所在的村子，他把马拴在老槐树下，站在村口，望着进村的那条土路。
马蹄声从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