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被敲响了，一名保卫局的干部站在门口，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目光很沉，像一潭不见底的水，看不出深浅。

    “曹元同志，组织上需要找你谈谈。”他的声音不大，语气平稳，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每一个字都像是被仔细称量过的，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既不会让人感到压力，也不会让人觉得可以随意应付。

    曹元放下碗，抬起头。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他站起来，整了整身上那件皱巴巴的长衫，把领口的扣子系好，又把袖口的扣子系好，像一个即将接受检阅的士兵，要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他知道会有这一天。

    从走进苏区的那天起，他就知道。他在国民党的医院里躺过，拿着国民党将领签发的通行证，穿过层层封锁线，走进苏区——这样的经历，不是一句“我是自己人”就能解释清楚的。

    组织要审查他，不是不信任他，是组织必须这样做。苏区与白区的斗争太残酷了，敌军的手段太阴险了，诱降、胁迫、安插密探、假意释放卧底，什么花样都使得出来。

    红军队伍以工农子弟为主，组织高度纯洁，每一个人的身份、经历都必须经得起推敲，经不起推敲的人，不能留在队伍里。这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是规矩，是铁的纪律。没有这道防线，红军早就被敌人渗透成筛子了。

    曹元没有抵触情绪，一点都没有。相反，他希望组织进行审查。

    不是被迫接受，是主动要求；不是无可奈何，是心甘情愿。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经历有多特殊，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经历在别人眼里意味着什么。

    他不想让任何人因为他的身份而怀疑他的忠诚，不想让任何人在背后议论“这个人到底可不可靠”。他想把自己的每一条经历都摆在桌面上，让组织看，让同志们看，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他曹元，是清白的。他没有叛变，没有投敌，没有出卖过任何一个同志，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他的骨头断过，但脊梁没有弯过；他的身体碎过，但信念没有碎过。

    他心里急，急得火烧火燎的。敌人还在苏区外面围着，根据地还是一片焦土，同志们还在山沟里打游击，伤员还在等药品，老百姓还在等粮食。

    他不能在这里坐着，不能在这里等着，他要回到战斗岗位去，要拿起枪，要和战友们一起冲上去，他做梦都在想，想得睡不着觉，想得饭吃不下，想得那几根断过的骨头在夜里隐隐作痛。

    “同志，我全力配合。”曹元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稳稳当当，像石头放在地上，不晃不摇。

    保卫局的干部看着他，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微微点了一下头。他侧过身，让开门口。“请跟我来。”

    曹元迈过门槛，走出屋子。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他眯了一下眼睛，没有用手去挡。他的背影很瘦，瘦得肩膀上的骨头都能看到轮廓；他的脚步很慢，慢得每迈一步都像在丈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