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跑得快，已经消失在南面的山沟里，林锐生没有再派人去追，时间不等人，他不能为了抓几个溃兵耽误了全军的行程。
宣传干事很快按照党的政策开始处理俘虏。愿意回家的，发两块大洋做路费，当场放人；愿意留下的，编入部队，补充战斗减员。
保安团的士兵大多是穷苦出身，被抓壮丁抓来的，没有几个真心给张麻子卖命。宣传干事蹲在那些俘虏面前，把政策一条一条地说清楚，声音不大，但每一句都像石头一样沉，砸在那些蹲在地上的俘虏心里，砸出一个又一个坑。
有人接过银元，低着头，不敢看宣传干事的眼睛，攥着银元的手在发抖。有人把银元揣进怀里，站起来，默默地走到红军的队伍后面，蹲下，等着发枪。还有人低着头，不接银元，也不说话，就那么蹲着，像一棵被霜打了的茄子。
林锐生收拢了部队，带着张麻子、马阎王、县长等人，沿着山道往通山县方向赶去。
张麻子被反绑着双手，走在队伍中间，低着头，一言不发，马阎王，扭曲着，蠕动着，但他的眼睛始终盯着地面，不敢抬头看任何一个红军战士，县长走在后面，没有绑着，两名战士周期旁边看管。
山路崎岖，队伍走得不快。林锐生走在队伍前面，右手拄着一根从路边捡来的树枝当拐杖，他一边走，一边听着身边的干部汇报二十四师这一路的经过，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原来，二十四师接到命令之后，根本没有往西走他们往武汉方向去了。这是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敌军以为红二十四师被打残了，以为他们一定会向西撤退，去跟主力会合。
他们把所有的兵力都布置在西线，布置在红军“可能”经过的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山口、每一座桥梁。而红二十四师偏偏向东，向着武汉的方向，向着敌军最没想到的方向。
路上林锐生遇到了一个干部，向他询问了原因。
干部对着林锐生说道：“书记，我们打了一个运输队。”
他蹲在路边，从干粮袋里掏出一块硬得像石头的杂粮饼子，掰成两半，一半递给林锐生，一半塞进自己嘴里，一边嚼一边说，声音含混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就在从咸宁过来的公路上，国民党的一个物资运输队，三十多辆大车，押运的只有一个排。我们一个冲锋就打下来了，缴了几百套军装，几十箱弹药，还有十几箱银元。军装一穿，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
林锐生接过那半块饼子，没有吃，握在手里，听着。
“我们穿着国军的衣服，打着国军的旗号，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那名干部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一种说不清是得意还是庆幸的表情。他嚼着饼子，干硬的杂粮渣子从嘴角掉下来，落在衣领上。他随手拍了拍，手背上沾满了尘土和硝烟的痕迹。
“过了几个关卡，哨兵一看是国军的队伍，问都不问就放行了。有个关卡的小队长还给我们敬礼，问我们是不是去增援前线的。我们说‘是’，他就让我们过去了。一路上也打了几仗，但都是小规模的，打完了就走，不恋战，不停留，像一把刀一样从敌人的防线上切过去。”
林锐生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样的仗最难打。不是跟敌人硬碰硬，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行，像一条在石头缝里游走的蛇，稍有不慎就会被卡住、被咬住、被碾碎。每一步都要走得准，每一步都要走得稳，走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直到往通山这边走的时候，才遇到了敌军的增援部队。”那名干部的脸色沉了下来，嘴里的饼子也不嚼了，含在嘴里，声音低了下去，“四十四师的一个团，从武汉方向开过来，正好跟我们撞上了。
他们人多，装备好，我们不想硬拼，就绕开了。绕了一个大圈，从北面翻山过来，结果遇到了保安团，听到这里由红军被围困，师长命令我们冒充敌军，当先头部队，才到了这里。幸好来得及时，结果是书记你们，我们还怕出事没有等到晚上。”
林锐生对着干部说道：“你们来得不晚，刚刚好。”
部队坚定地向着通山而去。三百多名穿着国军衣服的战士走在前面，等到他们抵达通山县郊外的时候，眼前的景象却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一丝异样。
通山县静悄悄的。城门大开，城门口没有哨兵，没有路障，没有沙包垒起的工事，甚至连门口只有行人，按照张麻子的供述县城还有300多的敌军。
护城河的水面上漂着几片枯叶，在微风中缓缓打转。城墙上的垛口空荡荡的，没有枪管伸出来，没有人头探出来，连一面旗帜都没有。城里的街道上偶尔能看到一两个行人，但脚步从容，不急不慢，完全不像是生活在被军队占据的县城里的人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