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战争来临的感觉，没有紧张的气氛，甚至连一丝不安都没有。整座县城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安静地伏在幕阜山的余脉上，呼吸均匀，鼾声细微，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毫无察觉。
林锐生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他停下脚步，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城门方向。镜头里，城门洞开，青石板的路面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阳光照在上面反射出淡淡的灰白色光。门洞两侧的墙壁上还残留着前些年贴的标语，纸已经发白变脆，字迹模糊不清，只有几个笔画还能勉强辨认。没有任何军事防御的迹象，没有任何战斗准备的痕迹。
“不对劲。”他放下望远镜，转过身对身边的干部说了一句。干部也看出了异常，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林锐生沉思了片刻，当即派出了两名侦察兵。
两名侦察兵在路边的灌木丛后面迅速换上了平民的衣服——对襟的蓝布短褂，黑色的粗布裤子，头上戴着斗笠，腰间系着一条旧布腰带。他们把步枪留在队伍里，只带了两把手枪，别在后腰的衣襟下面，斗笠压得低低的，遮住了大半张脸。两个人一前一后，沿着路边的田埂，像两个普通的庄稼人一样，不紧不慢地向县城方向走去。
一个扛着锄头，一个挑着空担子，走路的样子也是特意学过的,脚步拖沓，脊背微驼，目光低垂，不东张西望，不和人对视，完全是一副赶集归来的农民模样。
他们先没有进城，而是在县城周边的村子里转了一圈。村口的几户人家门口，有老人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有小孩蹲在地上玩石子，有妇人端着木盆在河边洗衣。一切都正常得不正常。在村口的一棵老槐树下，侦察兵蹲下来，跟一个正在编竹篮的老汉搭了几句话。老汉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看他们，目光浑浊而平淡，像一潭死水，看不出任何波澜。
“大爷，县城里咋这么安静？没有驻军吗？”侦察兵从兜里摸出一根烟，递过去。老汉放下手里的竹篾，接过烟，叼在嘴里，侦察兵划火柴帮他点着。老汉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阳光下慢慢升腾。他眯着眼睛，看着烟雾散去的方向，像是在想什么，又像是在发呆。
“有。”老汉慢悠悠地吐出这个字，又吸了一口烟，烟头在阳光下明灭了一下，“前天夜里来的，不知道是哪部分的。没有打，没有闹，悄悄地就进来了。我们早上起来，城门已经换了人。”
“多少人？什么番号？”侦察兵问。
老汉摇了摇头，把烟叼在嘴里，继续编他的竹篮。竹篾在他手里上下翻飞，发出唰唰的声响。他没有抬头，声音含混得像在自言自语：“不知道。没敢问。当兵的事，谁敢打听？反正不是坏人，没抢东西，没抓人，连铺都没征。在城隍庙和文庙里住着。”
两名侦察兵对视一眼。没有抢东西，没有抓人，没有征铺——这不像是国民党军的作风。
他们站起身，沿着村道向县城走去。进了城门，青石板路面上干干净净，没有马粪，没有垃圾，没有丢弃的弹药箱和烟头。街道两旁的店铺半开半掩，有人探出头来看他们一眼，又缩了回去。
路过县衙门口时，他们看到了门口站着两名哨兵——灰蓝色的军装，八角帽，步枪斜挎在肩上，站得笔直，但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既没有凶神恶煞，也没有如临大敌。
一名侦察兵停下脚步，目光落在哨兵的帽子上。八角帽。那是红军的标志。国民党军的军帽是直筒式的，不是八角帽。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但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低下头，继续往前走，脚步不急不慢，像刚才什么都没看见。
另一名侦察兵走在前面几米远的地方，脚步也未停。他从县衙门口走过，目光从哨兵脸上扫过，又迅速移开。他看到了哨兵腰间那支步枪的型号汉阳造。
两人在城隍庙前的一个岔路口汇合，蹲在路边，装作系鞋带。没有交谈，只是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同时站起身，沿着原路快步走出了县城。
出了城门，走到开阔地上，两人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几乎是小跑着回到队伍里。侦察班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林锐生面前，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书记，城里是咱们的人。县衙门口站着的是八角帽。我问了老乡，说是前天夜里进来的，没有打枪，没有扰民，直接就把城占了。”
林锐生没有说话，站在路边，手里的树枝在泥地上无意识地画着圈。沉默了片刻，他丢掉树枝，拍掉手上的土，声音不大，但语气里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快。
“是蒋现云。”他转过身，对身边的干部说，“只有他会这么干。”
走在前面的变成了穿着红军军装的战士。步枪斜挎在肩上，步伐整齐而沉稳。三百多名穿着国军军装的战士已经换回了自己的衣服，走在队伍中间的那些人把缴获来的军装叠得整整齐齐，捆在背包上，准备交还给后勤部门统一处理。走在最前面的尖兵班已经过了坡道，踏上青石板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