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目光落在费观身上，微微颔首：“伯仁有何见解，但说无妨。”
机会来了。费观起身，先向诸葛亮及在场诸公拱手一礼，然后清了清嗓子，将自己边听边思忖的内容，尽量清淅有条理地陈述出来：
“军师与诸公所议之制，融‘限田’之思于汉家旧制之中，因地制宜，观之深以为契合时宜，颇具远见。然……”
他看到诸葛亮眼中闪过好奇的神色，继续道：
“然，观有一虑，不吐不快，权当抛砖引玉。”
“初始之时，一户或可分得百亩之田，安心耕种。即便国家明令，此田仅限生前耕作，身没之后需收回重分。
然随着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户籍增殖，势所必然。
届时，每户可分得之田亩，恐将减半，乃至更少。
田亩既减，而需承担之赋税兵役却未必随之削减，百姓将何以自处？
为解此困，或设标准，不及标准者不予授田。然则，无田可授之户，岂会坐以待毙？”
殿内渐渐安静下来。费观所提，并非眼下急务，却是制度设计中潜藏的长远隐患。
“继续。”诸葛亮语气平稳，听不出喜怒。
“再者，即便授田到手，寻常百姓之家，恐亦难保其田不为豪右以各种名目巧取豪夺。
豪强或借‘寄户’、‘投献’等手段，隐占田亩，逃避税赋。
届时，失地或少地之民，又将何如？
或挺而走险，沦为流民盗匪；或更甚者，为避税赋，索性脱籍隐匿，逃入山泽，官府难制。”
一名官员忍不住插言：
“费府君所言，确为隐患。然如今益州地广人稀，田多民少，此等弊端，非数十年不能显。届时自有应对之策。”
费观转向那官员，不卑不亢道：
“管仲辅齐桓，霸业数十年。然管仲之后，齐国如何？管仲之制，因时变通，然其法过赖其人，后人若无其才，易生弊病。
观斗胆直言，非质疑军师与诸公之能，实乃虑及制度本身，当有更坚韧之根基，方可传之久远。”
他感觉到诸葛亮的眼神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诸葛亮何等人物，自然听出了费观的弦外之音。
眼下他事必躬亲，殚精竭虑，即便政策有失，也能及时察觉修正。
然人力有穷，若后继者才具不逮，或朝局有变，这过度依赖顶层个人智慧的施政模式，确易埋下祸根。
管仲、诸葛亮皆是不世出的大才，但制度若不能自成体系，过于依赖“人治”，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伯仁既有此虑，可有思量？”诸葛亮直接问道。
费观心知，这是给自己的打分的时候了。他略一沉吟，将心中那个融合了后世粗浅认知的大胆想法，和盘托出：
“观浅见，或可思变通之道。其一，户调（人头税）之征收，可否与田租（土地税）多寡挂钩，实行差别之制？
田多者，户调亦增；田少或无者，户调可减乃至免。
其二，所有税赋，可否尝试以‘直百钱’统一折纳，逐步替代实物缴纳？”
“户调随田租差别征收？且以直百钱折纳？”
诸葛亮目光闪铄不定，似乎受到了不小的震撼。
殿内顿时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费观的提议听起来简单，但其背后蕴含的征税思路，却浓缩了近千年来的土地制度变革。
“直百钱”虽已发行流通，初步稳定了成都周边的物价，但终究局限于局部，且民间信任基础尚不牢固。
在金属货币制度尚未完全成熟、实物经济仍占主流的时代，全面推行货币纳税，风险与阻力可想而知。
然而，差别征税的思路，却隐隐指向了“量能课税”的原则，对抑制兼并、安抚贫户或有奇效。
官员们有的低头掐算，有的交头接耳，神情各异，但无人再轻易出言反驳。费观提出的，是一个需要仔细掂量的新方向。
费观见状，心中稍定。
他在前世虽非经济专才，但作为曾与地产、税收打过交道的现代人，对于土地制度演变史上的种种利弊，终究比这个时代的人多了一份“事后诸葛亮”的视角。
在古代社会，如何处置土地与税收，乃是国本所在。他拥有的这些跨越时代的认知片段，虽不成系统，却无疑是一张潜在的王牌。
他整理了一下思路，继续阐述其构想要点：
“简而言之，便是‘富者多纳，贫者少征’。将田租、户调乃至其他杂税，渐次合并简化，以统一之货币，据民户资产多寡征收。
授田之制，可为贫寒者晋身之阶，国家则以较低代价，获得优质兵源。
同时，或可以‘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