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税额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国家能够供养军队的规模。
历史上蜀汉军队的极限大约在十万左右，并非益州壮丁不足，实则是土地税赋的征收总量，大体只能支撑这个规模的常备军。
因此，若能设法增加方才讨论的“户调”（人头税），或眼下商议的“田租”（土地税）征收效率与总量，国家的兵力动员能力便能提升，未来北伐成功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些许。
费观一边听，一边在心中快速回忆和对比着一些模糊的数据。
大致来看三国粮食产出的比例，会发现与常说的“魏占其七，吴有其二，蜀得其一”的国力论大相径庭。
曹操受封魏公时，魏国当年粮食统计收入大约在两千七百万斛；同期东吴约两千一百万斛；而蜀汉，大概在一千一百二十万斛上下。。
魏国以此产量支撑庞大军队与官僚系统颇为吃紧，故而大力推行屯田；
吴国这数据看起来也偏低，或许统计未尽；
唯有蜀国，在诸葛亮治下，大体能维持民食与军粮各半的平衡。
当然，这些数据未必精准，只能窥见趋势。
蜀国单位面积产量相对较高，得益于都江堰这座“水利作弊器”对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的灌溉滋养。
至于吴国产量显得高，则是因为中原主粮为麦，南方主粮为稻，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本就高于麦。
换句话说，魏国的产量统计以麦为基准，而蜀、吴则以稻为基准。
魏国通过军屯、大规模招募流民和贫民进行的民屯来弥补粮食不足（这部分屯田产出往往未完全纳入常规统计）。
蜀汉因战乱流离人口远少于中原，故更倾向于通过培育承担赋税的自耕农来构建土地制度。
若说通过中央集权能全力动员资源的蜀汉象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那么吴国则更象一个由诸多豪族组成的松散联盟，直至灭亡前夕，内部猜忌不断，始终未能将国力完全拧成一股绳。
即便是赤壁之战那般生死存亡关头，东吴也未曾倾尽全力。
豪族们多持“谁做皇帝皆可”的态度，只在无损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提供有限支持。
国力本就相对弱小的蜀汉，若也采取类似吴国的模式，恐怕早已复灭。
这不正是象自己这样在地方上拥有势力的豪强，被中央不断“修剪枝叶”的原因么？
从国家整体角度看，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事；但对个人而言，或许投奔吴国或魏国，日子会更“宽松”些。
总而言之，蜀汉眼下推行的政策，已初具后世“均田制”的雏形。农民不必过分担忧土地被豪强兼并，国家也更容易进行管理和控制。
此外，其中也隐约可见“府兵制”的影子。
国家分配足以维持生计的土地，百姓则承担相应的赋税与兵役义务。
原本更彻底的府兵制，连军粮也需士卒自备，但诸葛亮认为这会过度加重丁男负担，故而未采纳。
‘诸葛孔明，果然思虑深远。’费观暗想。
他深知盐、铁、丝绸等战略资源的重要性，便以支付“合理”对价的方式，逐步将其从私人手中收归官营。
至于这“对价”是否公允，那就见仁见智了。
即便是费观自己，名下的几处优质铁矿，也是以近乎象征性的“分期付款”价格转让给了官府。
若士卒需自备武器，他们会买便宜货吗？性命攸关，自然倾其所有购置精良装备。
后来司马懿曾评价蜀军“甲兵精锐，天下罕俦”，言道若公平对决，己方必败。
这排除兵种相克与将领指挥，单论士卒素质与装备而言。其中自有益州铁矿质优之故，也与这种“寓兵于农、兵甲自筹”的思路有关。
既然个人承担兵役，而精良武器又需向官营工坊购买，对诸葛亮而言，这无疑是既能节省部分国防开支，又能间接促使民间财富向军工回流，并最终锻造出精锐部队的一举多得之策。
殿内讨论仍在继续，官员们就占田、课田的具体亩数、不同等级土地的税率、特殊情况的减免等细节反复辩驳。
诸葛亮大多时候静静倾听，只在关键处发问或决断，效率极高。
费观一直安静旁听，心中却随着讨论的深入，渐渐涌起一些模糊的想法。
这些想法源自他那个时代对土地制度变迁的粗浅认知，与眼前这群顶尖智谋之士基于现实提出的方案碰撞、交融。
终于，在关于边境新垦土地税率的一轮争论暂告段落时，费观深吸一口气，举起了手。
这个动作在略显沉闷的议事氛围中颇为显眼。包括诸葛亮在内，殿内大多数人的目光，都带着些许讶异，投向了这位一直沉默旁听的巴郡太守。
感受到压力，但费观还是稳了稳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