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床边，拿出手机，给陈志刚发了一条消息：“到了。住5027。同一层有一个人，声音像刘副市长。我不能确定，但很像。那声音也在五楼，离我的房间不远。”
陈志刚很快回复：“不要确认。不要主动接触。锁好门。”
她放下手机，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的喷泉正在喷水，水花在阳光中闪着光，落在池面上发出细碎的声音。有人从窗下经过，她没有低头去看。
下午两点，开班仪式在报告厅举行。报告厅很大，能坐三四百人，主席台上拉着深蓝色的幕布，上面印着培训班的名称和日期。她坐在靠后的位置，避开人群，把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仪式开始，领导讲话，宣读纪律要求，介绍课程安排。她听着，目光在人群中扫过，但没有刻意寻找任何人。仪式结束后，工作人员开始分组，她分到了第三组，组长是她不认识的一个女干部，短发，戴眼镜，说话很利落。小组讨论的时候，有人推门进来——是那个声音的主人，他坐在了斜对面，隔着三排座位。她终于看清了他的脸——刘副市长，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正在低头翻笔记本，没有看她，像普通的学员一样坐在那里。他看到她了，但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那里。她的胃抽了一下，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攥住了，攥得她喉咙发紧。
她想起上一次，在电梯里，在黑暗中，他越靠越近，说“你需要一个靠山”。他的声音在密闭空间里，像某种爬行动物在墙壁上爬行，鳞片摩擦着金属板。那件事没有结束。他只是换了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一个她不能拒绝的场合。在这里，她不能躲开他。他可以坐在她斜对面，可以在走廊里经过，可以在食堂里坐在她附近。所有她不能拒绝的场合，她都得坐在那里，看着他的方向，假装她不知道他在那里。她会假装没有认出他，假装她只记得他在讲台上的样子，不记得他在黑暗中的声音。她和他的距离隔了三排椅子，像是隔了一道看不见的河，河面在流动，却划不出岸。
晚上七点，食堂。食堂很大，摆着几十张长桌，天花板上挂着几排日光灯，光线白得发蓝。她端着餐盘走到角落的位置，一个人吃饭。饭是食堂的标准配置，一荤两素，一碗汤，一份米饭。她夹了一筷子青菜，慢慢嚼着，没有抬头，但她知道他在某个位置。她吃完饭后，没有回房间，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天黑得很快，风很凉，吹得树梢沙沙响。院墙很高，铁门紧闭，门上的锁是新的，挂锁的漆面还没完全干。她走了一圈，回到楼门口，停了一下，像是要确认自己还能走回去。她回了房间，反锁，把椅子顶在门后。椅子是木质的，不重，但顶在门把手下面，门被推开时会被卡住，发出声音。她能听到那个声音，她在等那个声音。
她打开手机，给母亲发了一条消息：“到了。一切正常。”
她放下手机，关了灯。窗外有人经过，影子一闪而过，像某种动物的轮廓在路灯下缩短又拉长。她没有看是谁，她不想知道是谁。窗外的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墙上投出一道窄窄的光带。她的眼睛盯着那道光的边缘，看着它微微晃动。她想起母亲，想起母亲在电话里说“你一个人在那边，小心点”。她想起刘萍，想起刘萍在打包充电器时说的那些话。
她睡得很浅，像一只半睁着眼皮的猫，耳朵醒着，身体却沉在床垫里，像一块石头沉入河底。窗户关着，窗帘拉着，门锁着，椅子顶着。她听着门外的动静，像等待着一场不会响起的敲门声。那扇门没有响。但她没有睡着。整个走廊都沉默着，像一张被拽紧的布，随时可能裂开一道口子。她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但她知道，他在某一个房间的某扇门后面，在那扇没有声音的门后面。她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她知道他在那里。
九月四日，周四，上午的课是《新常态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杭慧坐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笔记本摊开在桌上，笔握在手里，却没有写几个字。她听见他的声音穿过走廊，像一只缓慢靠近的手——他在走廊里跟人说话，说他住在5023，也在五楼。她数了一下，5023离5027隔了四个房间。那声音从她门口经过，没有停，脚步声在走廊里均匀地远去，像是踩着节奏往前走。脚步声在走廊尽头转弯，进了某个房间。
下午小组讨论，他坐在她斜对面，隔着两个座位。他没有看她，但他也没有不看。他只是在看书，在听别人发言，像一个普通学员。她没有看他，她只是看着笔记本，笔尖在纸上游走，画了一道没有意义的线，线条弯曲着，没有指向任何方向。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她知道他在那里。那件事没有过去。他换了场合，换了身份，换了一个她不能拒绝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