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价值体系在两汉彻底定型固化。帝王以尊奉天道、推行儒治、稳固大一统、教化万民为治国价值；中央及地方官吏以清廉勤政、教化一方、忠君爱民、恪守纲常为职业准则；士族儒生以潜心经学、修身立德、传家治学、匡扶社稷为人生追求；民间百姓则以孝悌持家、勤俭务本、安分守礼、敬祖睦邻为立身根本。
两汉通过设立太学、推行经学教育，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官方正统教科书，辅以《白虎通义》统一官方经学思想、完善礼法制度、修订官方典籍，将正统儒家价值深度融入国家治理、社会教化、家族传承与民间风俗，彻底完成了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官方定型与全民普及。从夏商周的礼制萌芽、春秋战国的百家裂变，再到秦汉的一统定型，中国古代价值观念历经千年迭代，最终构建起以仁义道德、礼乐纲常、家国天下、和合共生为核心的成熟体系，成为支撑中华文明长久延续、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
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再度陷入长期分裂割据、政权更迭频繁的乱世局面，两汉确立的大一统儒学正统价值体系受到剧烈冲击，传统纲常礼法、家国秩序面临解构与松动，社会价值观念进入解构、兼容与个性觉醒的全新演变阶段。长期的战乱流离、门阀专政、士族割据，打破了汉代统一固化的社会价值标尺，思想束缚大幅松弛，多元思潮再度复兴交融。
这一时期，儒学虽仍为社会基础伦理底色，但其绝对独尊地位被弱化，玄学兴盛、佛道勃兴，与传统儒学形成三学并立、互补共生的思想格局。世人不再单纯恪守纲常礼教、忠君守统的单一准则，价值取向趋向自由、通透与务实。魏晋名士崇尚玄学清谈、放达自然、重性灵、轻礼法，追求精神自由与人格本真，依托《老子注》《庄子注》《世说新语》等着述，彰显随性旷达、超然物外的士人价值；佛教大量译经传播，《金刚经》《维摩诘经》等经典广泛流传，因果轮回、慈悲向善、超脱尘世的价值理念深入民间；本土道教不断完善教义体系，倡导修身养生、积善济世、道法自然，成为民间重要的精神寄托。
社会各阶层价值取向再度分化重构：乱世帝王将相以割据自保、整肃吏治、安定一方、招揽贤才为核心价值；门阀士族重门第家风、清名雅望、精神自持，淡化僵化礼法束缚；普通民众饱受战火动荡，以祈福避祸、修身向善、安稳生存、宗族相守为朴素追求。动荡的时代消解了秦汉固化的刻板价值体系，让中华传统价值观增添了包容多元、崇尚本心、兼容三教的特质，为后世隋唐思想文化的开放融合埋下重要伏笔。
而在隋唐之际，大一统重现，经济繁荣、中外交流频繁，朝廷推行儒释道三教并举，价值体系走向开放鼎盛。官方以儒学为伦理根基，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统一经学标准，延续忠孝纲常、家国一体的核心；同时包容佛道，《道德经》《法华经》《华严经》广泛流传；《贞观政要》《通典》承载仁政安民、天下大同的治国理念。帝王追求励精图治、四海宾服；官吏务实勤政；科举士子崇文进取、渴望建功报国；民间民风豁达尚礼，形成包容进取、崇德尚功的盛世价值风貌。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政权轮番更迭，隋唐成熟的礼乐伦理体系遭受重创，功利尚武之风盛行。武将阶层以武力割据、扩充势力为首要目标，忠义纲常观念弱化；文人士大夫多隐忍自保，少数坚守儒学道义、保存文脉；底层民众饱受战乱，仅以活命顾家为根本诉求。战火导致文教衰败、典籍损毁，正统礼教价值一度式微，但根植民间的忠孝睦族、向善守正的底层精神并未断绝，留存文脉火种，为两宋理学重塑道德价值埋下伏笔。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民族交融加深，两宋为扭转五代道德崩坏局面催生理学，以二程、朱熹构建完整道德体系，《二程遗书》《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系统阐释存理去欲、格物修身、忠孝气节的核心价值；陆九渊心学另辟蹊径，主张向内求本心。宋代士大夫心怀家国、重道义名节，市井随商品经济兴起形成诚信务实的世俗价值观。辽、西夏、金、元保留游牧族群尚武重和的特质，主动吸纳中原儒学，元朝将理学定为官方学术，借《宋史》《辽史》《金史》宣扬大一统与忠义观，实现农牧文明价值融合。各阶层价值区分鲜明：宋君臣坚守社稷气节，士人以明理济世为追求，百姓诚信营生；少数民族贵族推崇勇武团结，丰富了中华价值的多元包容性。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封建专制走向顶峰，程朱理学牢牢占据正统，《四书章句集注》《性理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