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鲁国境内好一阵子没下雨，地里的庄稼都快蔫了。国君和大臣们急得不行，按照老规矩举行了求雨的雩祭。祭祀那天，巫祝们穿着庄重的礼服，捧着祭品，在祭坛上跳着祈福的舞蹈，嘴里念念有词，祈求上天降下甘霖。文武百官和百姓们也都赶来观礼，一个个神色虔诚，盼着这场祭祀能起作用。或许是诚心打动了上天，祭祀结束后没几天，还真下了一场透雨，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这边雩祭刚结束，季孙意如就动身去了晋国。他这趟去，主要是代表鲁国参加晋昭公的葬礼，顺便也想跟晋国的新君和权臣们打点好关系。季氏在鲁国说一不二，但面对晋国这位老大哥，也得放低姿态。出发前，他让人备了不少厚礼，心里盘算着怎么跟晋国的韩宣子、中行穆子这些掌权者打交道，好让鲁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过得安稳些。
冬天十月，晋国为晋昭公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各国派来的使者都到场了，鲁国人是季孙意如代表出席，齐、宋、卫、郑等国也都派了重臣。送葬的队伍从宫城一直排到墓地，旌旗飘扬，哭声震天。晋昭公的棺椁入土后，新君正式即位，是为晋顷公。晋国的权力交接还算平稳，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各大卿族的势力越来越大，国君的权威正在慢慢削弱。
这一年，各国的动静不算太大，却也暗流涌动。大国忙着巩固势力，小国在夹缝中求生存，一场场或明或暗的较量，都在为之后的天下格局埋下伏笔。
话说回来，就在鲁昭公执政鲁国第十六个年头，同时也是周王室周景王十九年之际，在这一年的春天，鲁昭公滞留晋国，实为晋人刻意扣留。《春秋》对此隐而不书，是鲁国为避讳、遮掩受制于大国的屈辱窘境。
同年春，齐景公率军征伐徐国；楚平王见蛮氏部落内乱、首领蛮子嘉反复无信，趁机派然丹诱杀蛮子嘉，吞并蛮氏领地，事后又立蛮子嘉之子续掌部族，留存蛮氏祭祀，此举合于礼制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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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丙申，齐军进至蒲隧，徐国无力抵抗被迫求和。徐子联合郯国、莒国与齐景公在蒲隧会盟臣服，并献上重器甲父之鼎。鲁国叔孙昭子闻讯感慨：天下无真正诸侯盟主，祸患深重。齐君无端远征小国，横行霸道却顺利结盟归国、无人制衡，根源正是天下无主、王道不存。他引《诗经》哀叹：“周朝已经渐衰亡，要想栖身没地方。执政大夫都逃散，有谁知我操劳忙”，直言此诗正是对当下乱世的真实写照。
三月，晋国韩起赴郑国聘问，郑定公设享礼款待。子产提前告诫朝中百官，令众人整肃仪容、谨守礼仪，不得失礼。不料大夫孔张迟到，仓促错乱站位，先欲立于宾客之列被阻，后退至宾客之后仍不合礼制，最终尴尬立于钟磬乐架之间，仪态失态，引得列国宾客纷纷嘲笑。
享礼结束后，富子劝谏子产：郑国对待大国必须谨慎，此番当众失礼遭人讥笑，必将招致晋国轻视欺辱；国家一旦失仪无礼，便无体面尊严，孔张失态贻笑于人，实为执政之过。子产当即反驳，直言国家真正的耻辱，是政令不当、出令无信、刑罚不公、朝仪废弛、使者无权、百姓劳而无功、有错不觉，绝非孔张一人站位失仪。他指出孔张出身贵胄、世代履职、屡任国事、广受敬重，熟稔朝堂礼制，此番只是一时疏忽失礼，罪责在其身，与执政无关。若人人失礼皆归罪执政，则先王所定刑罚制度形同虚设，并请富子不必再以此事规劝。
韩起随身持有一只玉环，另一只配对玉环留存于郑国商人手中，因此向郑国求取。子产断然回绝，称此玉并非国库藏品、国君未曾知晓，不可私予。子太叔、子羽纷纷劝说子产：韩起权倾晋国、位高权重，郑国不可怠慢，不宜因一枚玉环触怒大国、自取祸患，不如出资向商人购玉赠予，以求安稳事晋。
子产阐明己见：自己并非轻慢晋国，恰恰是坚守忠信、正道事晋。君子重名不重财，治国以守礼立身为本。大国若无休止索取、有求必得，小国终将家底耗尽、步步被动；对大国不合礼法的所求一味纵容，终将让郑国沦为晋国边邑、失国独立。韩起因私求玉是贪婪失德，郑国献玉则是弃礼失格，两相过错皆不可取，绝不以一国礼法和国格为代价，成全他人私欲。
韩起无奈，私下向郑国商人议价购玉，交易既定后，商人申明必须告知郑国君臣。韩起只得再度拜见子产，谦恭致歉，称先前求玉失礼不敢再请，如今自行购玉，遵礼前来告知。
子产以郑、商世代盟誓作答：郑国先君桓公当年率族人与商人自周迁郑，共辟荒土、共建邦国，世代立誓互信相守，盟约明确国君不强买夺商、不干预商贾财利，商人亦不背弃郑国。若为取悦晋国、私夺商玉，便是背弃世代盟誓、失信于人，既损害郑国信义，也让韩起背负逼夺失礼之名，于两国皆无益处，故而不能应允。
韩起听罢幡然醒悟，主动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