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用就行。"沈砚之说。

    他翻身上马。那匹枣红色的战马叫"追风"，跟他从山海关打到南京，从云南打到四川，身上中过两次弹，都活过来了。它似乎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战斗，不安地刨着蹄子。

    沈砚之拍了拍马脖子。

    "老伙计，再跑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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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九日，深夜十一点四十分。

    沼泽路比想象中更难走。

    表面看着结实的泥地，踩下去会陷到脚踝。芦苇的根须在泥里盘根错节，像无数只手拽着人的脚。八百多人排成一列纵队，每个人间隔两米，猫着腰，在黑暗中一步一步往前挪。

    沈砚之走在队伍最前面。他手里提着驳壳枪，脚上的布鞋已经完全被泥水泡透了。每一步踩下去，泥浆都会发出"咕叽"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走了大约一个钟头，前面忽然传来一声压低的惊呼。

    沈砚之快步上前。一个士兵掉进了泥坑——不是沼泽，是芦苇荡里的一个废弃捕兽坑，深约一米五，里面全是积水。两个战友把他拉上来，浑身湿透了，牙齿打架。

    "继续走。"沈砚之比了个手势，"别出声。"

    又走了半个钟头，前面终于出现了硬地——沼泽的尽头，是一片干涸的河床。河床上铺满了鹅卵石，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沈砚之蹲下来，抓起一把鹅卵石。石头是凉的，带着河水的腥气。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深夜，也是这样的河床，他带着三百乡勇从山海关外的河滩上摸过去，偷袭清军的营地。那时候他才二十四岁，满腔热血，以为只要打跑了清兵，天下就太平了。

    现在他三十四了。打了十年的仗，换了好几个旗号——乡勇、革命军、护国军、国民革命军。旗号变了，但仗还是仗。死人还是死人。

    他站起来，把鹅卵石扔进黑暗里。

    "加快速度。"他对身后的队伍说，"天亮之前必须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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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三十日，凌晨五点十七分。

    贺胜桥北侧。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北洋军的阵地出现在视野里——和汀泗桥不同，贺胜桥的防御是线性的。铁路桥是核心，但桥两侧的河汊和稻田也被北洋军利用起来，挖了一道又一道战壕。从北往南看，整个贺胜桥像一条横卧的铁链，把鄂南的出口死死锁住。

    但铁链总有薄弱的环节。

    沈砚之带着第三十五团，从沼泽路绕到了北洋军防线的西北角——这里是一段没有完工的战壕，北洋军只挖了半人深，连胸墙都没垒起来。显然，他们认为这片沼泽是天然屏障，不需要在这里部署重兵。

    他们错了。

    第三十五团七百多人，悄无声息地翻过了那段半截战壕。沈砚之打了个手势，部队分成三路——一路向左，包抄北洋军的侧翼炮兵阵地；一路向右，切断铁路桥与后方指挥所的联系；他亲自带着中路，直插贺胜桥火车站。

    凌晨五点四十三分，天已经大亮了。

    沈砚之的驳壳枪响了第一枪。

    贺胜桥的战斗，比汀泗桥更短，也更惨烈。

    北洋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的重武器全部面向正面——也就是铁路桥的方向——完全没料到背后会杀出一支部队。炮兵阵地在五分钟内被端掉，两门山炮被缴获。火车站里的北洋军指挥所乱成一团，一个团长光着膀子跑出来，被沈砚之一枪撂倒。

    但北洋军毕竟是北洋军。吴佩孚的嫡系部队，训练有素，反应极快。不到二十分钟，他们就组织了反击。从铁路桥方向调来的一个营，沿着铁轨两侧压了过来。

    沈砚之站在火车站的屋顶上，用望远镜看着那支部队。大约五百人，队形紧凑，步伐整齐，一看就是老兵。

    "赵参谋长，"他喊了一声，"让左路的人撤回来，集中火力守火车站。铁路桥那边——"

    他忽然停住了。

    望远镜里，铁路桥方向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不是北洋军——他们穿着杂七杂八的衣服，有的拿着步枪，有的拿着大刀，有的甚至扛着锄头。他们从铁路桥的桥洞下面钻出来，像一群蚂蚁一样涌上了铁轨。

    "那是——"赵秉钧也看到了。

    "武昌来的。"沈砚之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董必武的人。"

    他放下望远镜，转身朝楼梯走去。

    "走。去铁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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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七点整。

    铁路桥上，沈砚之见到了那些"奇怪的队伍"的领头人。

    那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中等身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长衫，脚上一双布鞋，手里提着一把驳壳枪。他的脸很瘦，颧骨突出，但眼睛里有一种让人过目不忘的东西——不是凶狠，不是精明，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