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文很短："武昌城内中共地下组织已建立联系，可配合攻城。联系人：董必武。接头地点：武昌蛇山抱冰堂。暗号：''山海关的雪还在下吗？''"
沈砚之把电报折起来，塞进内袋。
"武昌有内应了。"他对赵秉钧说。
赵秉钧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下去："可我们连贺胜桥都还没过。"
"所以要快。"沈砚之转身走向祠堂大门，"让侦察连今晚就出发，去探那条沼泽路。明天天亮之前，我要知道能不能走人。"
他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
"对了，把黄开强送到后方医院。告诉他，等他伤好了，武昌城头我给他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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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汀泗桥的夜比白天安静，但安静得不自然。没有虫鸣，没有犬吠，只有偶尔传来的伤兵**和远处北洋军阵地的冷枪声。河水在黑暗中流淌，声音比白天更响，像有人在低声说话。
沈砚之没有睡。他坐在火车站的站台上，背靠着一根柱子，面前放着一盏马灯。灯罩上贴了一张纸，把光线压得很暗。
他从内袋里掏出那本一直带在身边的笔记本——不是作战日志，是更私人的东西。笔记本的封面是黑色的粗布，边角磨得发白。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
"宣统三年冬，父殁于山海关。临死前握吾手曰：''关山虽险，人心更险。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汝当继吾志，勿忘。''"
那是他父亲的遗言。从那以后，这本笔记本里记的不是战术，不是命令，而是一个个名字——他带过的兵，他见过的人，他欠下的债。
他翻到最新的一页，用铅笔写下：
"八月廿八。汀泗桥。李大山，十九岁，河南信阳。敢死队十二人，生还三人，重伤。欠他一块麦芽糖，一碗酒。"
他写完后停了一下，又补了一行：
"又：武昌有内应了。董必武。这名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他当然听过。1919年，他在北京的时候，听李大钊提起过这个人——"湖北的董必武，是个有胆识的"。那时候他还在袁世凯的陆军部当差，每天提心吊胆地搜集复辟证据。李大钊的话他记了很多，但"董必武"这三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脑子里。
现在，这枚钉子要派上用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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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
侦察连长周铁山回来了。他浑身是泥，裤腿上全是水草，但眼睛里有一种沈砚之等的东西——确认。
"能走。"周铁山说，"沼泽表面看着软，踩上去能承重。但只能走单人纵队，而且必须轻装——重机枪和山炮过不去。"
"人能过就行。"沈砚之说。
他站起来，把马灯提起来。灯光照在周铁山满是泥水的脸上，照出一道深深的划痕——是芦苇叶子割的。
"你先去休息。"沈砚之说，"天亮后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
周铁山敬了个礼，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说：
"师长，那条沼泽路……旁边有块石碑。上面刻着''光绪二十三年大水''几个字。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水退之后，芦苇生焉''。"
沈砚之愣了一下。
"光绪二十三年……"他喃喃重复了一遍。
那是1897年。他那年五岁。他记得那一年家乡发大水，他趴在屋顶上，看着洪水把整个村子吞掉。他父亲划着一条破木船把他救下来，对他说："大水总会退的。水退了，东西就会长出来。"
三十年了。大水退了又涨，涨了又退。但芦苇确实长出来了。
"走吧。"沈砚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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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九日，清晨。
薄雾笼罩着汀泗桥的河谷。经过一夜的休整，第十二师的残部重新集结。活着的士兵们把烈士的遗体集中安葬在火车站后面的山坡上——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是在每一座坟前插了一根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名字和籍贯。
李大山的木牌上写着："李大山，河南信阳，年十九。"
沈砚之站在坟前，把那块一直没吃的麦芽糖放在木牌下面。糖已经完全化了，黏在泥土上，像一滴凝固的血。
"你娘寄来的。"他低声说，"我替你放在这儿了。等打完仗，你回来拿。"
然后他转身，走向集结的队伍。
赵秉钧已经把新的作战计划传达下去了。第三十五团作为先头部队，今晚走沼泽路迂回贺胜桥北侧。第三十四团的残部——加上从后方紧急调来的补充兵，凑了四百人——由代理团长带领，从正面佯攻贺胜桥铁路桥，牵制北洋军主力。
"还是老套路。"赵秉钧说，"正面佯攻，侧翼包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