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好久，她才开口。
“走哪了？”
“大娘……”沈砚之咬了咬牙，“有田在掩护队伍撤退的时候，受了重伤。我们尽了力，但是……”
“什么时候的事？”
“三天前。”
老太太又沉默了。这次沉默比刚才更久。太阳从山脊上冒了出来，照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光。她的眼睛是浑浊的，什么都看不见，但她的眼角慢慢地、慢慢地渗出了两行泪。
她蹲下来，把棉衣放在地上，用手掌一遍一遍地抚摸。那件棉衣的每一个补丁都是她的针脚，她虽然看不见，但她的手指记得每一个针脚的位置。
“这件衣裳，”她对着棉衣说话，声音轻得像对摇篮里的婴儿，“我拆了三件旧衣服，拼了四十三块布。心想他在外面冷，早点寄到就好了。还是没赶上。还是没赶上。”
沈砚之单膝跪在老太太面前，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说不出任何一句安慰的话。什么“节哀顺变”，什么“为国捐躯”，什么“重于泰山”——这些话都对，但放在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面前，每一句都轻飘飘的，像灰一样。
他抬起手，握住了老太太的手。那只手粗糙得像树皮，指节因为常年劳作已经变了形，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土。他两只手包住那只手，用自己的体温去暖它。
“大娘，”他说，“有田不在了，但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娘。”
老太太浑身一震。
她抬起头，用那双什么都看不见的眼睛对着沈砚之的方向，像是想从他声音的纹理里辨认出这句话是真心还是客套。
“你叫啥？”
“沈砚之。砚台的砚，之乎者也的之。”
“你是他们的头儿？”
“是。”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忽然伸出手，摸到了沈砚之的脸。她用手指一寸一寸地摸过他的眉骨、鼻梁、下巴、颧骨。摸得很慢，很仔细，像是在用指尖记住这张脸的形状。
摸完之后，她把手收回来，点了点头。
“瘦。太瘦了。”她说，“你们这些当兵的，都瘦。”
她把棉衣拿起来，递到沈砚之面前。
“穿上。”
沈砚之愣住了。“大娘，这是有田的……”
“有田不在了，衣裳不能白做。”老太太把棉衣往他怀里推，“你穿上。你是头儿，你不能冻倒。你冻倒了，这些娃们怎么办？”
沈砚之接过棉衣，双手微微发抖。他低头看了看那件缝了四十三块补丁的棉衣，然后把外面的夹袄脱掉，将棉衣穿在了身上。
棉衣不新，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被洗得薄了，但是暖和。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暖和，而是一种沉甸甸的、贴着心的暖和，像是有人在背后抱住了你，用尽了全部力气。
他转过头，对韩百川说：“去把周有田的东西都收好。他的枪、水壶、士兵证，还有他的抚恤金，都拿过来。”
韩百川应了一声，转身跑去了。
老太太被搀到打谷棚里坐下。沈砚之亲自给她端了一碗热粥，蹲在她面前，一点一点地喂她喝。老太太喝了半碗就不喝了，说：“留给娃们喝，我不饿。”沈砚之知道她不是不饿——走了十六天的人怎么可能不饿——但他没有勉强，把剩下的半碗粥递给旁边一个光着脚的士兵。
韩百川把周有田的遗物拿来了。一支汉阳造步枪，一个磕得坑坑洼洼的铁水壶，一本翻烂了的士兵证，还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三十块银元——那是按规定发放的抚恤金。
老太太摸了摸那支枪，又摸了摸水壶。摸到士兵证的时候，她的手停住了。
“这上面有他的相片？”
“有。”沈砚之翻开士兵证，里面夹着一张两寸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周有田穿着军装，站得笔直，脸上带着笑，像个刚出家门的孩子。
老太太把士兵证贴在胸口，嘴唇哆嗦着，喃喃地说了一句话。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但沈砚之听清了。
她说的是：“田儿，娘不哭。娘不哭。”
然后她真的没有哭。她只是把士兵证抱在怀里，安安静静地坐着，那双看不见的眼睛望着前方，望着一个永远不会再有回应的方向。
午后，沈砚之派人去联系了附近镇上的乡公所，安排老太太的安置事宜。他想把老太太留在部队驻地附近，这样至少有人能照顾她的生活。但老太太不肯。
“我得回去。”她说，“家里的麦子该收了。不回去，明年就没粮了。”
“大娘，您一个人回去，路上……”
“我走得来，就走得回去。”老太太打断了他的话，语气平静却坚定，“我来的时候，是来看我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