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还有一件夹袄吗？”沈砚之说。
“那件夹袄？肩膀上都磨出窟窿了，能挡住什么风？”韩百川把棉衣往沈砚之怀里塞，“你是支队长，你要是冻倒了，这几百号人谁来带？”
沈砚之把棉衣接过来，搁在铺盖上。他没有跟韩百川争辩，只是说：“百川，我问你一件事。你跟着我从山海关打到现在，有没有见我在火线上往后缩过？”
“没有。”
“有没有见我吃过什么小灶、搞过什么特殊？”
“也没有。”
“那我这件棉衣，凭什么要特殊？”沈砚之拍了拍铺盖上的棉衣，“把它给那个叫刘小满的孩子。他才十八岁，爹妈都没了。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他娘在地下都闭不上眼。”
韩百川站着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把棉衣拿起来，走到门口，回过头说了一句：“老沈，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不把自己当回事。”
说完就走了。
沈砚之笑了笑，坐在地铺上，把那件肩膀上有窟窿的夹袄往身上裹了裹。夹袄是去年在云南的时候，一个傣族大嫂给他缝的，针脚粗，但布料结实。穿了半年多，袖口磨破了，肩膀上磨薄了，但还是能挡一层风。
早饭煮好了。炊事兵端着一大锅粥走进打谷棚，士兵们排着队，每人舀一勺，蹲在地上呼噜呼噜地喝。粥里除了米粒和盐，什么都没有，但热乎乎地灌下去，好歹能让肚子暖和一些。
沈砚之端着碗蹲在打谷棚门口，一边喝粥一边看着山下的路。山路从马鞍坳一直蜿蜒下去，绕过两座山头，通向泸州方向。路是土路，晴天的时候扬灰，雨天的时候泥泞，这个季节不下雨也不出太阳，路面上是一层薄薄的白霜，像撒了盐。
喝到第三口粥的时候，路尽头出现了一个人影。
那人影走得很慢，走走停停，像是每一步都要攒足了力气才迈得出去。等走近了一些，沈砚之看出是个老太太，佝偻着背，背上背着一个竹篓，手里拄着一根竹竿，一步一步地往上挪。
沈砚之放下碗，站起来迎了上去。
老太太走到村口的时候，已经喘得不成样子。她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了，也可能只有六十岁——山里的女人不经老，四十多岁脸上就刻满了沟壑。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褂子的下摆打了好几个补丁，脚上是一双草鞋，十个脚趾头露在外面，冻得发紫。
她抬起头看见沈砚之，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护国军？”
沈砚之点了点头。
老太太的眼睛忽然红了。她放下竹篓，哆哆嗦嗦地解开口袋的绳子，从里面掏出一件东西来。
是一件棉衣。
棉衣的颜色已经说不上来了，大概是深灰色的，布料磨得起了毛，肩膀上、袖口上、前襟上到处都是补丁，补丁的颜色各不相同——有蓝布、有黑布、有一块像是从麻袋上剪下来的。每一块补丁的针脚都密密麻麻，缝得结结实实。整件棉衣虽然破旧，却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团云。
“这是……我儿子的。”老太太说，声音在风里打着颤，“他在你们队伍里当兵，上个月写信说要棉衣。我赶了一个月，把家里能用的布都用上了。可是……”
她说不下去了。
沈砚之心里一沉。他柔声问：“大娘，您儿子叫什么名字？”
“周……周有田。川北来的。”
沈砚之的后背僵住了。
周有田。三天前打掩护时牺牲的那个老兵。川北人，家里有个瞎眼的老娘。
他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好几次，喉咙里像堵了一块石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想告诉老太太，她的儿子是个英雄，一个人拖住了六个北洋兵，掩护了全队的撤退。他想告诉老太太，周有田最后说的那句话是“告诉我娘，我对不住她”。他想告诉老太太很多很多事，可他张了张嘴，只说出了一句：
“大娘，您怎么找来的？”
“我问了一路。”老太太说，“从川北走过来，走了十三天。到了泸州，人家说队伍撤了，往南去了。我又往南走，走了三天，碰上一个当兵的，说有个支队在马鞍坳歇脚。我就上来了。”
十三天。从川北到川南，几百里山路，一个瞎眼的老太太，背着一件棉衣，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沈砚之的眼眶发酸，但他忍住了。他是支队长，几百号人看着他，他不能哭。
他伸手想接过棉衣。老太太却忽然把棉衣往回一收，抬起头问他：“我儿在哪？让我看看他。”
周围站着的几个士兵都把头低了下去。
沈砚之深吸一口气，蹲下来，平视着老太太被白翳遮住的眼睛。他把声音压到最低最柔，像是怕惊碎了一样什么东西。
“大娘，”他说，“有田他……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