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周一，邮局人不多。父亲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手里捏着汇款单、户口本、身份证，排在“汇兑”窗口的队伍里。前面有三四个人，有寄钱的，有取钱的，有问事的。窗口里的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老花镜，动作不紧不慢。
轮到父亲时，他把所有证件和汇款单从小窗口递进去。
“取钱。”
女工作人员接过，看了一眼汇款单，又抬头看了看父亲，眼神里闪过一丝讶异。三千元在2002年不是小数目，尤其是从省城出版社汇来的，收款人还是个刚高中毕业的学生。
“林浩是你……”
“我儿子。”
“哦。”工作人员没多问，低头开始操作。她先在本子上登记，然后拿出一个棕色的硬皮帐本，翻开，用蘸水钢笔蘸了红墨水，在映射的格子里写字。字是繁体，竖排，很工整。
父亲站在窗外等着。通过玻璃，能看见里面的工作台，台上摆着算盘、印章盒、一叠叠的单据。墙上是毛泽东像，像框的玻璃有点脏了。
等了大约十分钟，工作人员从抽屉里拿出三沓钱。是那种老版的第四套人民币，一百元是蓝灰色的，上面印着四位领导人头像。她当着父亲的面点了一遍：一沓一千，三沓三千。然后又用点钞机过了一遍——那是邮局新配的设备，点钞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确认无误，她将钱和证件一起从小窗口递出来。
“签字。”
父亲在登记本上签了名。他的字不好看，有点歪，但一笔一划很认真。签完，他把钱小心地装进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布袋里——那是母亲用旧衣服改的，缝了两层，有带子可以斜挎在身上。
走出邮局，阳光刺眼。父亲把布袋贴身背好，外面的工装拉链拉上。他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在邮局门口站了一会儿，点了根烟。
烟雾在阳光下缓缓升起。他眯着眼，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
三千块。他下岗时拿的买断工龄钱，也就一万二。那是一家三口往后几年的指望。而现在，儿子几天时间，就挣了三千。
这钱太容易了。容易得让人心慌。
父亲抽完烟，把烟蒂在地上踩灭，捡起来扔进垃圾桶。然后他推起自行车，没有骑，而是推着走。车把上挂着一个黑色的旧皮包，里面是刚才取出来的钱。
回家的路不远，但他走得很慢。路过菜市场时，他尤豫了一下，没有进去。他想买点好菜，庆祝一下，但心里那股说不清的不安让他打消了念头。
还是先回家，跟儿子谈谈。
到家时是上午十点半。母亲在厨房准备午饭，林浩在房间里。父亲听见里面传来持续的、轻微的敲击声，是键盘的声音。
“回来了？”母亲从厨房探出头，“取到了？”
“恩。”父亲放下皮包，打开，拿出那三沓钱，放在桌上。
母亲擦了擦手走过来。看见钱，她的眼睛亮了一下，但随即又暗下去。她拿起一沓，在手里掂了掂，又抽出几张，对着光看水印——这是以前单位发工资时养成的习惯，怕收到假钞。
“都是真的。”父亲说。
“三千块……”母亲喃喃道，把钱放回桌上，但手还按在上面，指节有些发白，“浩子他……这钱……”
“我知道。”父亲说，“我也觉得不对劲。”
两人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担忧。
“你去叫他出来。”父亲说。
母亲走到林浩房门口，敲了敲门：“浩子，出来一下。”
里面的键盘声停了。几秒后，门开了。林浩走出来，看见桌上的钱，表情很平静。
“取到了？”
“恩。”父亲指了指凳子，“坐，跟你商量个事。”
林浩坐下。父亲也坐下，母亲站着，手在围裙上无意识地搓着。
“这钱，”父亲看着儿子，“你打算怎么用？”
“家里先用。”林浩说，“把欠的费交了，剩下的你们留着。妈不是想买台新风扇吗？客厅那台都修了三次了。爸的腰，也该去看看。”
“那你呢？”母亲忍不住开口，“你上大学不要钱？”
“我还有。游戏的钱过几天就到，而且我还能继续写，继续做。”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烟，想点，看了妻子一眼，又放了回去。
“浩子，”他说，声音很沉，“你跟爸说实话，这钱……到底怎么来的？”
林浩抬起头，看着父亲。父亲的眼睛不大，眼角有很深的鱼尾纹，眼皮微微下垂，但眼神很锐利。那是几十年生活磨出来的眼神，能看穿很多事。
“我写的脚本，出版社看中了，给的稿费。”林浩说，语气平稳，“合同都在，你们也看到了。”
“我知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