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老太爷在这城里，是数一数二有声望的人物。早年中过举、做过几任地方官，致仕回乡后，又出钱办了一座书院，城里大半有头脸的子弟，都在他门下读过书。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家，病了，自然惊动了不少人。
来请的，是严家的二公子，一脸的焦灼：“杨大夫，求您去给家父瞧瞧。家父他……他半月前一觉醒来，忽然就听不见了。两只耳朵，跟塞了棉花似的，旁人在他耳边喊破喉咙，他也只听见个嗡嗡声。城里的郎中都瞧过了，有的说是年岁大了、气血衰了，没法子；有的说是耳窍闭死了，治不好。家父这些日子，急得饭都吃不下。”
杨胡背起药箱便去了。
严老太爷坐在堂上，须发皆白，气度俨然，只是那双眼睛里，满是难掩的焦躁与惶惑。一个一辈子靠耳听八方、口授学问的人，忽然坠入了一片死寂，那份煎熬，比寻常的病痛还要磨人。
床边围着几位郎中，个个面带难色，正束手无策。见杨胡这般年轻，眼里便有些不以为然。一个花白胡子的老郎中捋着须，慢声道：“严老太爷这是上了年岁，肾气亏了，精血不能上荣于耳。这是虚证，慢慢温补着，能补回几分是几分，强求不得。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懂得什么。”
杨胡没接他的话，只上前细细诊起病来。
杨胡上前行了礼，先按了脉，又细细问了二公子：老太爷这耳聋，是猛地就聋了，还是一点点重的？聋之前，可有头晕、耳鸣、面红的光景？这半月里，老太爷是不是格外的烦躁易怒？
二公子一一答了。原来老太爷近来为着书院的一桩烦心事，动了好大的肝火，连着几日睡不安稳，这才一觉醒来，骤然失聪。
杨胡心里，便有了数。
他又翻看了老太爷的舌苔，红得发绛；再按脉，弦数而有力。这哪里是什么肾气亏虚的虚证？分明是肝火亢盛、气血壅滞的实证。那几位郎中，把实证当虚证，开的尽是温补的方子——这一补，反倒把那壅堵的火气，越养越旺了。难怪老太爷的耳朵，半月下来非但不见好，反倒一日沉似一日。
这不是年岁衰了的虚聋，那种聋是一点一点、悄无声息的来的。老太爷这是猛的就聋的实聋——是那一股动起来的肝火，挟着内风，猛地冲上头来，把那清灵的耳窍，给堵死了。火气堵窍，气血壅在耳边过不去，这才听不见。把这股上冲的火气清下去、把堵着的耳窍通开，这聋，就能复。
“严老太爷这病，治得好。”杨胡提笔写下脉案，一字一句道，“不是耳窍死了，是被一股火气堵住了。把火清了，窍通了，就能听见。”
二公子又惊又喜：“当真？城里那么多郎中都说没法子……”
“他们把实聋当虚聋治，自然没法子。”杨胡淡淡道，“给一个被火堵住的耳朵进补，那是火上浇油，越补越堵。”
他当下立了方子，用些清肝、泻火、通窍的药，又取了银针，在老太爷耳周的几处穴位上施针，引那壅堵在耳窍的气火，一点一点疏开。
那花白胡子的老郎中在一旁瞧着，冷哼一声：“好端端一个虚证，你用这些苦寒泻火的药，再这般扎针放火，是要把老太爷本就亏的元气，彻底泻垮么？”
“他不是元气亏，是火气堵。”杨胡施针的手稳稳的，头也不抬，“您把堵当亏，越补越堵；我把堵疏开，火退窍通，自然就听见了。是亏是堵，三五日后，老太爷的耳朵自会说话。”
那老郎中被噎得脸色一阵青白，到底说不出话来。
严二公子守在一旁，眼瞧着自家父亲被扎了一身的针，又喝下那一碗碗苦得发涩的药，心里七上八下，可到底是别无他法，只得咬牙信了这年轻郎中。
头一回施针用药，那塞了半月的耳朵，当夜便觉着松动了些，那嗡嗡的闷响里，竟透进了一丝清亮。次日清早，老太爷睁开眼，头一回隐隐约约听见了窗外的鸟雀声，激动地一把抓住二公子的手，连声问“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
如此调治了七八日，严老太爷的耳朵，竟一日比一日听得真切。先是能听见近处的说话声，后来连隔着一道院墙的动静，也渐渐辨得出了。那壅堵了半月的耳窍，一点一点，重新通了。
那一辈子离不得听、离不得说的老人家，重新听见了这世上的声响，激动得老泪纵横，拉着杨胡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
“老夫这双耳朵，是杨大夫给救回来的。”他声音哽咽，“一个读书人，听不见、说不清，那跟死了有什么两样。杨大夫这一手，救的不只是老夫的耳朵，是老夫这后半辈子啊。”
满城名医都判了治不好的暴聋，又叫这二十出头的后生，生生治好了。
严老太爷大好之后，逢人便说，城东那位年轻神医，是真有起死回生、活人无数的本事。他还特意备了一块亲笔题的匾额，命人敲锣打鼓地送到杨记门前，上书“仁心仁术”四个大字，一时引得满街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