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第一件事便是，查账，清点府库。
“主簿，县丞何在？”张明贤身着青色官服，脚着皂靴，来到县衙正堂，瞅着明镜高悬的牌匾，随机询问了两个衙役。
衙役指了一处方向，张明贤顺着指引来到一件房内，蒋良因与罗松正于软塌上休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张明贤连着扣了几下门，二人听闻声响，道了句：“请进。”
“本官初来乍到，请两位陪同本官清点陈年赋税账目以及粮草数量。”张明贤道。
“遵命。”
罗松、蒋良因随张明贤来到书房，让人搬上了近三年的账目，张明贤看了一眼厚厚的几十本账册。
心中了然：前县令上任不过三余载，这账册估摸着有四五十本，若是一月一本也不过三十来本，县丞可做的一手好账。
“两位请坐，今日本官务必要看完这批账册，此间有何不明之处，还请两位指教一二。”蒋良因与罗松相视一眼，心中忐忑不安升起，坐立难安。
他们为了给前县令销账，故意将二十来本账目做成错综复杂的四十多本，想让新县令知难而退，不予追究，如此一来便成了烂账，时日久了也就无人追究。
没成想张明贤较了真，甚至要亲自查阅，这一坐就是两天两夜，期间让县衙的仆役将水与膳食送至书房。
张明贤越是查阅神情越是严肃，手中的笔不停的飞舞，墨汁用尽便让蒋良因研磨续上，又在对不上的账目一角折页用作标记。
偶尔肩颈酸软，腰背疼痛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也不与二人探讨，便再次投入账目之中。
直面风暴并不是最可怕的，未知的等待内心的煎熬更加磨人意气，张明贤看了两日账本，蒋良因和罗松便足足煎熬了两日。
蒋、罗二人看着张明贤的模样如坐针毡，心知是要暴露了，蒋良因假借如厕之名，掏出怀中藏着的纸条，用墨汁凝固了的硬的毛笔沾了点口水化开，歪歪扭扭的写下几排字，借用送膳之人的餐盘传递了出去。
“蒋县丞，罗主簿！”张明贤疲惫的声音轻轻的唤着，声音很小，可这书房从张明贤翻书的声音停止后，除了呼吸声安静的落针可闻。
“张大人！”罗松一听，紧绷了两天的神经突然放松，如惊弓之鸟般连忙跪下，膝盖与地板发出“咚”的一声。
“是下官的错，只交给下面人做了了并未过目，请张大人恕罪。”
张明贤见此并未回答，而是转头看着蒋良因。
“蒋县丞可有什么要说的？”
“是下官失职。”蒋良因深鞠一躬作揖，平静很多，心道左右不过是找替罪羊，他已经将信传递出去了，自然有人为他绸缪，能摘得干净。
“来人，去将做账本的带上来。”门外的仆从闻言匆匆跑去寻人。
张明贤深吸一口气，双眼紧闭，身子后仰靠在太师椅靠背，漏洞百出的账本随意搁置在桌上，不知是在思考还是小憩片刻。
不多时，仆从带着两个账房先生来到书房，账房先生看着三人微妙的氛围，与蒋良因悄悄对视一眼，跪下：“小人拜见张大人。”
张明贤指着账本，布满血丝的眼怒目圆睁，严词厉色：“你们可知，这账本有什么纰漏？”
“缺少昌平三十七年四月、九月，昌平三十八年七月的账本。”一人答到。
“呵，既然你们心知肚明，以一月一本计算，前县令在任两年零九月，至多不超过三十五本账本，而这，整整四十五本。其中近一半账目重复，数据与律法核定不符，作何解释？”张明贤一边翻阅，一边质问。
“昌平三十七年五月，税目册城南李家商铺总计收入三百四十二两，按照大宣律例，凡商铺征税数额不得超过三成，而李家商铺缴纳一百三十六两，多缴纳整整一成。而同月入库册则只记载九十八两，不足三成。”
“你们就是这般征税，这般做账的？”
另一人硬着头皮，结结巴巴接话：“许是……是……当时税目册记错了？”
“许是？荒唐。”张明贤义正辞严，站起来抄起账本往案上重重一拍，发出巨大的声响。
熬了两个通宵到底有些虚弱，险些一口气没提上来，便又坐下。
“错了就是错了，你们就是做这行当的，不思考如何将任务完成，反而企图蒙混过关，成何体统。”
“食君之禄当担君之忧，忠君之事，尔等竟然强加赋税，欺压百姓，欺上瞒下。”
四人齐道：“大人息怒！”
张明贤看着四人，隐约明白，这是县衙里给他上的第一课，主簿与县丞都是通过乡试考上的举人，正儿八经有官职在身的，又在东望县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