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走完了我的学生时代。现在轮到你们了。你们的路，才刚刚开始。不要怕路远，不要怕路难。路是走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
没有人说话。教室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鸟叫，叽叽喳喳的，象一群在开会的麻雀。安静得能听见远处操场上体育老师的哨子声，哔——哔——哔——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扑通，扑通，扑通。
“下课。”
一九八七年夏天，家安的“林家货运”生意越来越好了。他从一辆货车变成了两辆——又买了一辆二手的，白色的，车头是方的，挡风玻璃没有裂缝，没有胶带，没有划痕。这辆车比他那辆好多了，发动机的声音小，油耗低，座椅舒服，方向盘轻，离合松，油门灵。他开起来的时候感觉很不一样——不象在开一辆车，象在开一艘船，在海面上滑行，丝滑的，不带一丝颠簸。新请了一个司机，叫阿强，三十多岁，漳州人，开车技术很好，从来不超速、不闯红灯、不疲劳驾驶。他以前在部队开过车，在云南的山路上练出来的，弯道技术一流，方向盘在他手里象一根筷子，想怎么转就怎么转，精准得象一把尺子。家安让他跑短途，泉州到厦门、泉州到福州，当天来回。自己跑长途，泉州到上海、泉州到广州、泉州到BJ。
他去了一趟BJ。从泉州到BJ，两千多公里，开了三天两夜。他一个人开，累了就在服务区睡一会儿，醒了继续开。他路过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跨过了六七个省，穿过了无数个城市、无数个村庄、无数个隧道、无数座桥梁。他看到了不一样的山——浙江的山是绿的，矮矮的，圆圆润润的，象一个个绿色的馒头，一座挨着一座，挤在一起，象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吃饭。山东的山是青的，高高的，瘦瘦的，象一根根插在地上的剑，直直地指向天空，象是要把天捅个窟窿。河北的山是灰的，粗糙的，光秃秃的，象一堆堆被废弃的矿石，山上没有树，没有草，只有石头，石头，石头。
他看到了不一样的平原——江苏的平原是一望无际的，平的象一块巨大的案板，案板上切着方方正正的田块，田块里种着水稻、小麦、油菜花。油菜花开了，黄黄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像金色的海洋。风吹过来，油菜花翻起了波浪，一波一波的，从这头推到那头，从那头推回来，像大海，但比大海安静。河北的平原也是平的，但这里的平跟江苏的平不一样，这里的平带着一种苍茫的、灰扑扑的、像旧照片一样的颜色。地是灰的，天是灰的，连空气都是灰的。庄稼已经收割了，田野里只剩下短短短短茬茬的秸秆，像剃过的头发。秸秆茬子在风里微微地摇着。
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人——浙江人说话像唱歌，叽叽咕咕的，一句都听不懂。他们在服务区卖粽子，用竹叶包的，三角形的，里面是糯米和肉，还有咸蛋黄、板栗、香菇。他买了一个，咬了一口，糯米的软糯，肉的咸香，蛋黄的沙糯，板栗的甘甜，香菇的鲜美，在嘴里炸开了。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粽子。山东人说话像吵架，声音大得象打雷。他们请他吃饭，给他倒水，帮他指路。他们把热腾腾的饺子端到他面前，说“兄弟，趁热吃”，他吃了，烫得嘶了一声，但咽下去了。饺子是韭菜鸡蛋馅的，皮薄馅大，一口咬下去，汁水溅出来，烫得他舌头都麻了。他看着那些山东人，他们的脸被太阳晒得黑红，额头上全是汗，笑起来露出白白的牙齿。他想起了永春的乡亲们。他们的脸也是黑红的，额头上也是汗，笑起来也露出白白的牙齿。
到了BJ，他把货卸了，收了运费，没有急着走。他把车停在路边，坐在驾驶室里，看着这座城市。BJ很大，比泉州大得多，比上海大得多，比他去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大。天安门广场很大，大得能装下整个永春达埔村。故宫很大，大得他走了半天都没走完。长城很大，大得从山脚爬到山顶要走一个多钟头，大得从山海关到嘉峪关要走上万年。他站在长城上，手扶着城墙，看着远处的山。山一层一层的，密密匝匝的，一重一重的，象一幅没有尽头的画。画里有雾，雾里有山，山里有树，树里有鸟。他看不见那些鸟，但他知道它们在。
他蹲在长城上，手摸着城墙上的砖。砖是青色的，粗糙的，被几百年的风雨侵蚀得坑坑洼洼的。他把手指伸进一个坑里，坑很深，手指够不到底。这个坑是谁留下的？是几百年前的一个士兵留下的吗？他在城墙上站了很久很久，手握着长矛，看着北方的敌人。敌人的骑兵在草原上奔驰，马蹄声如雷鸣，刀光如闪电。但那个士兵没有后退。他站在城墙上，象一根钉进石头里的钉子，拔不出来。他的手汗滴在砖上，一滴一滴的，滴了几百年，滴出了一个坑。那个坑在砖里面，在墙里面，在长城的身体里面，在历史的骨头里面。
他站起来，转过身，走下了长城。在长城脚下，有一个卖纪念品的小摊，摊主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戴着草帽，脸上全是皱纹，牙齿缺了好几颗。摊上摆着各种小东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