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家宁。你们可以叫我陈老师。”她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字写得很大，一笔一划，工工整整，“陈”字的耳朵旁写得圆润饱满，“家”字的宝盖头象一把撑开的伞，“宁”字的丁字钩写得刚劲有力。粉笔在黑板上发出沙沙的声音，象有人在用小刷子轻轻地扫着纸面。
她转过身，看着坐在下面的那些学生。四十八个孩子，四十八张脸。有的圆，有的方，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眼睛大，有的眼睛小。有的皮肤白，有的皮肤黑。有的坐得笔直，有的趴在桌上。有的在看她，有的在看窗外，有的在偷偷吃零食，有在偷偷传纸条。他们都不一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十五六岁，都是高一，都是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跟家宁当年一样。
都在人生的路上。刚刚起步。还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远、多难、多苦、多甜。但她知道。她已经走过了。她知道这条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弯弯曲曲的，有上坡有下坡，有石子有泥巴，有阳光有风雨。她走了三年，走完了。现在轮到他们了。
她拿起点名册，念出了第一个名字。
“林晓薇。”
“到。”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生站起来，声音很大，整间教室都听见了。她的脸红了，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朵根，红得象灶膛里的炭火。
家宁看着她。林晓薇。她想起了当年那个坐在第一排、大声说“我叫林晓薇，来自泉州实验小学，喜欢唱歌跳舞”的女生。那是她在这个班上认识的第一个同学。她们后来成了好朋友，一起吃饭，一起自习，一起回宿舍，一起去食堂抢红烧肉，一起在操场上跑步，一起在教程楼的楼顶看夕阳。毕业以后，林晓薇考上了厦门大学，去了厦门，她们还经常通信。信是林晓薇写的，字迹潦草，像医生开的处方，但每一封她都能读懂。信里写她在厦门的生活——鼓浪屿的琴声，厦大的凤凰花，白城沙滩的日落，南普陀的钟声。那些信她一封都没有丢，全放在枕头底下，跟那本帐簿放在一起。
“林晓薇，好名字。”家宁说。
那个女生坐下来，脸还是红的。她低下头，看着桌上的课本，嘴角偷偷翘了一下。
家宁把点名册放下，拿起语文书，翻到第一课。第一课是朱自清的《背影》。她开始读。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馀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她读得很慢，声音不大，但很清淅，每个字都送进了教室的每一个角落，送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她读到父亲爬月台买橙子的那段，声音有些发抖。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她停下来，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从喉咙流下去，流到胃里，胃凉了，手凉了。
“这一段，大家回去背下来。下周一检查。”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收拾书包，站起来，准备走。教室里一片嘈杂，椅子腿刮地面的吱嘎声，书包拉链的刷刷声，水瓶盖拧开的咔咔声，还有人在喊“等一下，我的笔掉了”。
“等一下。”家宁说。声音不大，但学生们都听到了，都停下来。教室里安静了，连掉在地上的笔都能听见。
“我说一件事。我小时候，在永春的山里长大。我阿公从缅甸走回泉州，走了三年。他走的时候腿瘸了，耳朵聋了，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苦’字。他说，路是走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你选了这条路，就要把它走到底。走到底了，路就通了。走不通了，换一条路，继续走。不要停。停了就再也走不动了。”
她把手伸出来，在学生们面前翻了翻。手是白的，细的，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没有茧子。但在她的手掌心，有一条很细很细的疤，从生命线的中间横穿过去，象一条干涸的小溪。那是她小时候在永春被柴刀划的。她上山捡柴火，柴刀从手里滑了，刀刃划过她的手掌心，血一下子涌出来，红红的，热热的，滴在地上，滴在枯叶上。她没有哭。她用布条把手缠住，继续捡柴火。柴火捡完了，背回家，堆在灶台旁边。陈阿圆看到她的手，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抓住她的手，用嘴对着伤口吹气——呼呼呼，凉凉的，痒痒的。
“后来我考上了泉州一中，坐在你们现在坐的这个教室里。我那时候的语文老师叫林国栋。他教了我三年。他告诉我说，陈家宁，你是读书的料子，你要好好读。他说，你阿公走完了他的路，你阿妈走完了她的路。现在轮到你了。你要把这条路走下去，走出你的样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