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模型、毛主席像章、京剧脸谱、折扇、玉佩、葫芦、核桃。家安在这些东西里看了看，拿起一个小葫芦。葫芦很小，只有拇指那么大，黄色的，皮上有一个小小的疤，象一颗痣。

    “多少钱？”他问。

    “一块。”老头说。

    家安掏出一块钱，放在摊上。他把小葫芦塞进口袋里，拍了拍口袋。他想把这颗葫芦带回去给家兴。家兴小时候最喜欢葫芦，在永春的时候，他在院子里的龙眼树下种过一棵葫芦。葫芦藤爬满了架子，开着白花，结了许多小葫芦。他每天放学后蹲在架子下面看葫芦，看它们从绿色变成黄色，从软变硬，从光滑变得粗糙。他把葫芦摘下来，晒干，在上面画画。他用毛笔在葫芦上画了鸡、鸭、牛、羊、猪、狗，画得不象，歪歪扭扭的，但家兴很喜欢。那些葫芦后来去哪儿了？他记不清了。大概在搬家的时候弄丢了，大概在某个角落里落满了灰，大概被老鼠啃了，大概在岁月的长河里沉了底。

    家安从BJ回来的时候，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给陈阿圆带了一件羊毛衫，大红色的，领口绣着金色的花。给家宁带了一支钢笔，英雄牌的，笔尖是金的，上面刻着一条龙。给家兴带了一个葫芦，就是他在长城脚下买的那颗小葫芦。给林清石带了一瓶二锅头，红星牌的，五十六度。他走进铺子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柜台上的煤油灯已经点着了。陈阿圆站在柜台后面包金枣，手指在金枣和报纸之间翻飞着。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了家安。他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夹克上有灰、有油渍、有汗渍。他的脸黑了，瘦了，颧骨高了，眼窝深了。他的头发长了，盖住了耳朵，一缕一缕地贴在额头上。他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眼白发黄，布满血丝。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瓶二锅头，放在柜台上。瓶子是绿色的，商标是红色的，上面印着“红星二锅头”几个字。陈阿圆看着那瓶酒，看了很久，拿起来，放在柜台下面，放在陶罐旁边。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没有说谢谢，没有说辛苦了。她拿着那瓶酒，放在柜台下面，就完了。家安看着她放那瓶酒，看着她把酒瓶放在陶罐旁边，看着她的手在陶罐边沿停了一下。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颗小葫芦，放在家兴的手心里。家兴低头看着手心里的葫芦，葫芦很小，拇指那么大，黄色的，皮上有一个小小的疤，象一颗痣。他把葫芦举到煤油灯下照了照，葫芦在灯光下泛着暗暗的光，象一块被磨光滑了的石头。

    “哥，这是给我的？”

    “给你的。在长城脚下买的。”

    家兴把葫芦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

    一九八八年秋天，家兴考上了大学。不是泉州师范学院，是福建农林大学，在福州。他学的是园艺，就是种果树、种蔬菜、种花。他报到那天，家安开着货车送他去。货车是那辆白色的，车头是方的，挡风玻璃没有裂缝。家兴坐在副驾驶，背着那个蓝布包袱——就是家宁当年用过的那个，蓝布已经洗得发白了，边角磨出了毛边，绣在上面的那朵梅花只剩下几根粉红色的线头。包袱里装着几件换洗衣裳、那本帐簿、那把梳子、那枚铜板，还有苏阿梅给他织的那件大红色毛衣。毛衣已经小了，穿不下了，但他还是带上了。

    他要把这件毛衣带在身边。象他阿公带着那颗糖一样。含了一辈子，咽了一辈子，甜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