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吃。跟金枣一样甜。”
家兴看着她。他已经十六岁了，个子比陈阿圆高出了一个头。他穿着家安穿过的旧衣裳——那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袖口的螺纹松了，露出里面的棉絮，棉絮是灰白色的，一团一团的，像从云朵上撕下来的碎片。他的头发长了，盖住了耳朵，一缕一缕地垂在额前，像几根黑色的线条在他脸上随意地画着。他站在石榴树下，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的脸上、肩上、手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长长的，瘦瘦的，象一棵正在往上蹿的小树。风吹过来，他的头发动了，石榴树的枝叶动了，地上的影子也动了。一切都在动。都在生长。
“阿母，你骗人。花瓣是苦的。金枣是甜的。它们不一样。”
陈阿圆蹲下来，手里拿着一颗金枣，塞进家兴嘴里。金枣金黄金黄的，在阳光下透亮，象一颗缩小的太阳。她把那颗太阳塞进他嘴里。“这颗是甜的。你尝尝。”家兴嚼了嚼，先酸后甜，酸味在舌尖上炸开，象一颗小小的炸弹，炸得他皱了一下眉头。然后甜味上来了，从舌根慢慢地向前蔓延，像潮水漫过沙滩，一波一波的，柔柔的，软软的。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苦，很淡很淡，淡得象一个梦，醒了就忘了。他咽下去了。
“甜的。”他说。
陈阿圆站起来，看着他。他的嘴角沾着金枣的汁液，亮晶晶的，像涂了一层蜂蜜。她伸出手，用拇指把他的嘴角擦干净了。家兴没有躲。他的手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很大了，手指很长，骨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他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像握着一只小鸟，轻轻的，怕捏碎了。
“阿母，你的手好小。”
“你的手好大。”
“我长大了。”
“你长大了。”
她把手从他手心里抽出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肩膀宽了，跟家安一样宽。他不再是那个蹲在龙眼树下看蚂蚁的孩子，不是那个趴在灶台上写信的孩子，不是那个蹲在石榴树旁边用手拔草、用竹签刻杠、用破陶罐浇水的孩子。他是一个大人了。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站在石榴树下，阳光照着他，风吹着他，石榴花落在他头上、肩上。他站在那里，象一棵树。
家宁师范毕业了。分配到了泉州一中，教语文，就是她当年考上高中的那所学校。她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从承天巷出发，沿着中山路骑到学校，骑四十分钟。自行车是家安买给她的，凤凰牌的，女式车，大红色的，车把上系着一把锁，钥匙上拴着一个塑料娃娃——是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笑得露出两颗门牙。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扎着马尾辫，辫梢系着一朵红色的塑料花，是她从永春带来的那朵，洗了几十遍了，颜色从鲜红变成了粉红，从粉红变成了淡红，从淡红变成了几乎看不出的白色。但它还在那里，在她的辫梢上，象一朵快要凋谢的花。
她骑着车，穿过中山路。早上的中山路很热闹，路边的早餐摊冒着热气，油条在油锅里翻滚，豆浆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有人蹲在路边吃面线糊，有人端着豆浆站在公交站牌下等车，有人骑着自行车跟她并排走，车篮里装着菜、装着书包、装着公文包。她骑得不快不慢，不急不躁，象她走承天巷的青石板一样稳。她的车技是家安教的，在承天巷里练的。她刚开始学的时候摔了好几次，膝盖磕破了皮，血渗出来，把裤腿染红了。她没有哭，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继续骑。家安在后面扶着车座，跑得气喘吁吁。他松手了，她还不知道，骑了好远才发现。她回头看他，他站在巷口，笑着朝她挥手。
她把车停在校门口，锁好，把钥匙上的塑料娃娃塞进书包里。她走进校门，走过操场，走过教程楼，走过那棵大榕树。榕树还在那里，树冠还是那么大，枝叶还是那么密，树须还是那么长。雨水从树叶上滴下来，一滴一滴的，落在她的头发上、肩上。她抬起头，看着那棵榕树。她想起了七年前的那个雨天，她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撑着那把油纸伞，背着那个蓝布包袱。她站在操场上，转了三百六十度，把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看了一遍。那时候她是一个穿着布鞋的乡下姑娘，不知道这座城市会不会接纳她，不知道这所学校会不会接纳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这里待下去、能不能学好、能不能考上大学、能不能走出自己的路。
她走上楼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噔噔噔的，跟七年前一模一样。她走到三楼，推开高一三班的门，走进去。教室里坐着四十八个学生。他们穿着白底蓝条的校服，跟家宁当年穿的一模一样——领口的螺纹是蓝色的，袖口的螺纹也是蓝色的，左胸口绣着“泉州一中”四个字，字是红色的，用线绣的，密密麻麻的针脚象一群蚂蚁排成了一条路。
他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有的趴在桌上睡觉。他们抬起头，看着讲台上这个年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