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你多吃一点。你太瘦了。”陈阿圆把一块红烧肉夹到他碗里。
陈水木看着碗里那块红烧肉。肥的，亮的，红褐色的，冒着热气。他夹起来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了。“好吃。跟你阿爸做的一个味道。”陈阿圆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我阿爸会做红烧肉？”
“会。在缅甸的时候，他经常做。他的红烧肉不是用酱油烧的，是用一种黑黑的、稠稠的酱，缅甸人叫‘鱼露’。那个味道跟酱油不一样，咸得多，鲜得多。他每次做红烧肉，整条广东大街都闻得到。隔壁卖布的陈叔、对面卖米的李伯、巷口的剃头匠老王，都过来蹭饭。你阿爸不恼，一人一块，分着吃。分到最后，他自己一块都没有了。他端着空碗站在灶台前，看着锅底剩下的汤汁，用馒头蘸着吃了。”
他笑了一下。嘴角的纹路变深了，像干涸的河床忽然被水漫过。
陈阿圆放下筷子，看着他。“叔，你还记得缅甸什么？”
陈木水想了想，想了很久。
“我记得曼德勒的广东大街。街不宽，两个人并排走就占满了。两边铺子一家挨一家，卖什么的都有。早上天不亮就有人开门了。门板卸下来的声音，哗啦哗啦的，象有人在泼水。街上弥漫着各种味道——茶叶的香、鱼露的腥、金枣的甜、烟草的呛、汽油的刺鼻。还有你阿爸的铺子里飘出来的味道。他的铺子不大，门口的招牌是一块蓝布，蓝布上写着四个字——陈家铺子。”
他的手在空气里比划着名。
“你阿爸的阿爸——就是你阿公——也在铺子里帮忙。你阿公不爱说话，整天坐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他穿一件白色的背心，背心很薄，能看到他背上的骨头。他不跟人说话，但有人经过门口，他会点一下头。点了头，又低下头去看地上的蚂蚁。”
陈阿圆的眼睛湿了。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阿公。她出生的时候，她的阿公已经死了。死在缅甸，死在日本人轰炸曼德勒的那一天。陈远水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这些。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他的父亲是怎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死在哪一天，有没有人在他身边，有没有人帮他闭上眼睛。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
“我阿公是怎么死的？”她的声音在发抖。
陈水木看着她，看了很久。“死在铺子里。日本人的飞机炸了广东大街。一颗炸弹落在陈家铺子门口，把铺子炸塌了一半。你阿爸从废墟里爬出来，你阿公没有爬出来。”
他的手握成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
“你阿爸在废墟里挖了很久。他把砖头一块一块地搬开，把木头一根一根地抬走。他的手指挖破了，血滴在砖头上。他找到了你阿公。你阿公的身体是凉的。他的眼睛没有闭。你阿爸把他的眼睛合上了。你阿爸跪在废墟前面，跪了很久。后来他站起来了。他把铺子重新搭了起来。门板是新的，柜台是新的，粗陶碗是新的。但门口的招牌没有换，还是那块蓝布，那四个字。陈家铺子。”
他停了一下。他咳了几声。
“你阿爸说，铺子在，人就在。铺子不在了，人还在。人记得铺子，铺子就还在。”
陈阿圆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汤。汤很烫，烫得她皱了一下眉头。但她没有停下来，又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汤从喉咙流下去，流到胃里，胃暖了，手暖了，脸也暖了。她用袖子擦了擦嘴角，袖子湿了。
“叔，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谢什么？”
“谢谢你替我阿爸记住。他什么都不说，你替他记住了。他记不住的，你替他记住了。他不会说的，你替他说了。”
一九八六年秋天，陈水木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腿肿了，脚踝肿得象馒头，按下去一个坑，很久才能弹回来。他的眼睛也看不清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雾，那层雾很厚很厚，厚得什么都看不见了。但他还能听见。他能听见陈阿圆在灶间切菜的声音，咚咚咚；能听见家宁读故事的声音，轻声细语，像夏夜的微风；能听见家兴的脚步声，哒哒哒，从铺子这头跑到那头，从那头跑回来；能听见巷子里那棵大榕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
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他在听。他听了一整天。
晚上，家宁坐在他床边，手里拿着那本帐簿。“叔公，今天我给你读什么？”
“你阿公的帐簿。”他说。声音很小，小得家宁把耳朵贴在他嘴边才听到。
家宁翻开帐簿。帐簿是陈远水的，就是她从永春带来的那本。牛皮纸封面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了。她一页一页地翻着，翻到第一页。
“一九四二年一月，曼德勒，日本飞机炸了，铺子塌了一半。阿圆四岁。”
她读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她读的时候，手在抖，声音在抖。
“一九四三年，在广西。小儿子耳朵坏了，发烧烧的。阿梅哭了三天。我没哭。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