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用。”

    “一九四四年，在广东。阿圆六岁了。她问我，阿爸到了没有。我说快到了。她又问快到是什么时候。我说快了。她又问快了是什么时候。我说你数到一百就到了。她数了一百，没到。她又数了一百，没到。她数了一整天，天黑了，还没到。她不数了，睡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了。在梅州。阿梅哭了。阿圆也哭了。我没哭。路还没走完。”

    “一九四六年一月，到家了。泉州。陈家铺子开了。”

    陈水木躺在床上，眼睛闭着，手指在被子上轻轻地叩着。一下，一下，又一下。他在跟着那些字走着，一步一步地走。从缅甸走到泉州，从一九四二年走到一九四六年。他走了三年。他走完了。

    “到家了，泉州，陈家铺子开了。”家宁读完了最后一页最后一句话。她把帐簿合上，放在膝盖上，看着陈水木。

    他的眼睛闭着，手指不动了。他睡着了。

    那本帐簿，陈远水写了一个人的路，家宁读给了另一个人听。不是给陈远水听的，他已经听不到了。是给陈水木听的，他还能听到。他听到他哥的声音在那本帐簿里活着。那些字不是死的，是活的。它们会走路。会从缅甸走到泉州，会从一九四二年走到一九八六年。会从一个人的耳朵里走到另一个人的心里。

    陈水木走的那天，是一九八六年腊月。天很冷，巷子里的青石板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踩上去滑滑的，白白的，像撒了一层盐。石榴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条像老人的手指，一节一节的，关节肿大。铺子里生着炭火盆，炭火红红的，在灰里一闪一闪的，象一只半睁半闭的眼睛。

    他躺在床上，穿着那件藏青色的棉袄。棉袄洗过了，领口的螺纹更松了，右肩那个洞更大了，里面的棉花露出来更多了。但他穿着它。他穿着他哥的棉袄走的。陈阿圆坐在他床边，握着他的手。手是凉的，很轻，像握着几根干枯的树枝。她把那几根树枝握在手心里，用她的手温去暖它们。暖不热了。手太凉了，她暖不热了。

    “叔。”她喊了一声。他的眼皮动了一下。

    “叔，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她把耳朵贴在他嘴边。他的声音很小，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那颗糖，我吃了。甜的。”

    他的嘴角动了一下。那是他的笑。笑容很小，不大，不夸张，不露牙齿，就是嘴角微微往上一翘，象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草。那根草被风吹了很久了，被风雨吹，被太阳晒，被雪压，被人踩。但它还在那里，弯着，但没有断。它弯了一辈子，没有断。它在他嘴角弯着，弯成了一个小小的、弯弯的、像月牙的弧度。

    他走了。

    陈水木走的那天晚上，天很冷。炭火盆里的炭烧完了，灰是白色的，细细的，轻轻一吹就飞了。陈阿圆把那根扁担从墙上取下来，放在陈水木身边，放在他的右手边。他没有握，她已经替他握过了。她握了一整夜。她握着扁担，就象握着她阿爸的手，就象握着她叔叔的手，就象握着从缅甸到泉州那三千里路上的每一个脚印、每一个坑洼、每一块石头。她握着它们，它们也握着她。

    天亮了。她把扁担从陈水木身边拿起来，重新挂回墙上。扁担挂在墙上，黑色的，裂着几道缝，绑着三道发黑的麻绳。它挂在那里，安安静静的，象一个人，象两个人，像很多人。那些从缅甸走到泉州的人，那些从泉州走到永春的人，那些从永春走回泉州的人，那些走着走着就停下来的人，那些停下来就不再走的人，那些还在走的人，都在那根扁担上。

    扁担挑着他们。他们挑着路。路挑着日子。日子挑着人。

    她站在扁担下面，抬起头看着它。它的影子投在她脸上，黑黑的，长长的，象一道疤。那道疤从缅甸划到泉州，从泉州划到永春，从永春划回泉州。划了半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