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开着，风灌进来，吹在他脸上，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他没有关窗，让风吹着，让风把他的头发吹乱，把他脸上的汗吹干，把他眼里的沙子吹走。他眯着眼睛看着前方的路。路很长，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尽头。但他知道尽头在哪里。尽头在广州。广州有很多鞋厂、很多批发市场、很多有钱人。他们把鞋子卖了，赚了钱，把运费给他，他拿了钱回泉州，把钱交给陈阿圆。陈阿圆把钱放进柜台下面的陶罐里，盖上蓝布，压上石头。石头下面压着日子，日子压着路，路压着他的车轮。
他开了六个小时，到了汕头。天快黑了，他把车停在路边的一个加油站，加了油，在加油站旁边的小饭馆吃了一碗面。面是牛肉面，汤是褐色的，面上飘着几片青菜和几块牛肉。他吃面的时候，一个男人走过来，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一个饭盒，饭盒里装着米饭和炒青菜。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工装，衣服上全是油污，脸上也是，黑一块白一块的，象一个刚从煤窑里爬出来的人。
“兄弟，从哪来的？”男人问。
“泉州。”
“拉什么？”
“鞋子。送到广州。”
男人点了点头，扒了一口饭，嚼着嚼着，忽然说了一句：“我老婆也是泉州人。晋江的。好几年没回去了。路太远了，车费太贵了。”
家安看着他。男人的脸上有一道疤，从左边眼角一直划到右边嘴角，横跨整张脸，象一条干涸的河流。疤已经愈合了，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很多，白白的，粉粉的，象一条没有长草的河床。
他低下头，把碗里的面吃完，把汤也喝完了，放下碗，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划着了火柴。火光映在他脸上，那条疤在火光里显得格外醒目，象一条发光的河。
家安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十块钱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哥，这顿饭我请。你多吃点。”
他转身走了。男人在后面喊了一声“兄弟”，他没有回头。他坐进驾驶室，发动了车，把车开出国道，继续往南走。天已经全黑了，车灯照在路上，两道光柱直直地射向前方，象两只睁大了的眼睛。路两边是漆黑的田野，偶尔有一盏从农舍窗户漏出来的灯，远远的，小小的，象一只萤火虫，象一颗星星。
他开了四个小时，到了深圳。他已经开了十个小时了，腰很疼，眼睛很涩，手握着方向盘微微发抖。他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趴在方向盘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他没有睡着，只是闭着，让黑暗包裹住他，让寂静包裹住他。窗外有虫鸣，唧唧唧的，象有人在用小提琴拉着同一根弦，拉了一遍又一遍，不知道疲惫，不知道停歇。
他睁开眼睛，从副驾驶的座位上拿起那个保温桶。保温桶是陈阿圆给他装的，里面是面线，鸡汤底，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面线已经凉了，荷包蛋也凉了，鸡汤凝结成了一层薄薄的、透明的胶冻。他用筷子把胶冻搅碎，把面线挑起来，吸进嘴里。面线是凉的，但味道还在。鸡汤的鲜，荷包蛋的香，面线的韧，样样都在，一样都没有少。
他吃着吃着，眼泪掉进了保温桶里。眼泪很咸，比鸡汤还咸。他把那碗混着泪水的面线全部吃完了，把汤也喝完了，把保温桶盖上，放在副驾驶上。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想家了。想陈家铺子，想承天巷，想那根扁担，想柜台下面的陶罐，想陶罐里的铜板、梳子、信、收据、录取通知书。想陈阿圆站在灶台前切菜的样子，想林清石蹲在地上修桶的样子，想家宁坐在窗前写作业的样子，想家兴坐在柜台后面两条腿晃来晃去的样子。
他想回去。但他不能回去。他还要去广州，还要把鞋子送到，还要收运费，还要把运费带回去，放进陶罐里，盖上蓝布，压上石头。
他发动了车，继续开。
凌晨两点，他到了广州。他把车开到约定的地点，一个批发市场门口，市场已经关门了，卷帘门拉下来了，铁皮在路灯下泛着冷光。他把车停在路边，没有落车，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这一次他睡着了。他睡了三个小时，梦里没有做梦，只有黑暗，只有寂静，只有车轮碾过路面时发出的嗡嗡声。凌晨五点，他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一个中年男人站在车窗外，穿着花衬衫，戴着金链子，嘴里叼着一根牙签。
“晋江的鞋？”
家安摇落车窗，点了点头。
“卸货。跟我来。”
他把车开进市场后面的仓库，和两个搬运工一起把一千双鞋从车斗里卸下来，码在仓库的地上。鞋盒摞得整整齐齐的，象一堵白色的墙。他搬完最后一个鞋盒，直起腰来，腰疼得象要断了。他扶着车斗站了一会儿，等那股疼痛过去，然后走到中年男人面前。
“老板，运费。”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他。“一千二，你数数。”
家安接过信封，打开，里面是一沓钞票，一百的、五十的、十块的，新的旧的，大的小的，油渍麻花坑坑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