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铺的抽泣声慢慢小了，停了。
家兴的呼吸慢慢均匀了。他睡着了，手指在家宁的手心里慢慢地、慢慢地松开了，象一朵花在夜里慢慢地开放。
家宁握着他的手指，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这头裂到那头，象一条黑色的蛇在天花板上爬着。她看着那条裂缝，看着看着，裂缝变成了一条路。路从缅甸出发，经过云南，经过广西，经过广东，经过福建，经过泉州，经过永春，经过承天巷，经过陈家铺子，经过她的手指，经过家兴的手指。
她闭上了眼睛。
家兴来泉州后的第三天，陈阿圆交给他一件事：看店。
“你坐在柜台后面，有人来了，你就站起来，笑一下。问他要买什么。金枣一分钱一颗，两分钱三颗。腌茶叶三分钱一包，一包够一个人嚼一天。虾酱两分钱一勺，用笆蕉叶包。记住了吗？”
家兴点了点头。
“有人给大钞，你找不开，就来后面叫我。”
家兴又点了点头。
“有人赊帐，你就让他把名字写在这本子上。”陈阿圆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新的帐簿，牛皮纸封面的，跟家宁那本一模一样。她把帐簿放在柜台上，旁边放了一支铅笔。铅笔是削好的，笔尖尖尖的，写着“中华绘图铅笔”几个字，字是金色的，在阳光下闪着光。
家兴坐在柜台后面的矮凳上，两条腿够不着地，悬在半空中一晃一晃的。他把手放在柜台上，手心贴着木头。木头是凉的，粗糙的，有几道细小的裂缝。他的手指在裂缝上慢慢地滑过去，从这条滑到那条，从那头滑到这头，象是在走一条迷宫。
第一个客人来了。是个老太太，拄着拐杖，穿着深蓝色的对襟大褂——就是那个每天来买一颗金枣的老太太，家宁扶过她，家安把金枣塞进她嘴里，她自己都不知道。她走进铺子，站在柜台前面，看着家兴。
家兴站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磕到了柜台下面的横梁，疼得他龇了龇牙，但没有喊出来。他看着老太太，嘴角翘了一下——那是他的笑。很小，很淡，像冬天早上窗户上结的霜花，太阳一出来就没了。
“阿婆，你要买什么？”
老太太看着这个陌生的孩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你是新来的？”
“我是陈家的老三，叫家兴。刚从永春来的。”
老太太点了点头。“一颗金枣。”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分钱，放在柜台上。一分钱是铝的，银白色的，很轻，放在柜台上几乎没有声音。
家兴从粗陶碗里捏了一颗金枣，用一小片笆蕉叶包了，递给她。老太太接过金枣，没有放进嘴里，攥在手心里，转过身，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出了铺子。拐杖点在青石板上，笃，笃，笃，像钟声，像心跳，象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着一面永远不会停下来的鼓。
家兴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里，坐回矮凳上，两条腿又开始晃了。他拿起那本帐簿，翻到第一页，拿起铅笔，在第一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林家兴”。三个字，歪歪扭扭的，大小不一，“林”字的两个“木”一个大一个小，“家”字的“豕”写成了“亥”，象一个长了胡子的猪头，“兴”字的繁体笔画太多，他写了一半写不下去了，干脆写了个简化字，“兴”，三点，一横，撇，捺。写完了，他看了看，觉得还行。比他阿公的字好看多了。
他在这三个字下面，画了一条线。线是直的，用尺子比着画的——柜台里没有尺子，他用帐簿的边当尺子，画出来的线又直又长，象一条路。
一九八一年七月，家安的“林家货运”接了一单大生意。
一个晋江的鞋厂老板找到他，要他把一批鞋子运到广州。运费一千二百块，来回四天，包油费、过路费、食宿费。这是家安开货车以来接到的最大的一单。他把车开到晋江，装了一千双运动鞋，白色的，鞋帮上印着红色的商标，商标是一个箭头，箭头指向前方。
一千双鞋，把车斗装得满满当当的。他用帆布盖好，用麻绳扎紧，围着车检查了三遍，确认没有问题，才坐进驾驶室。他发动了车，挂挡，松离合，踩油门，车子慢慢开动了。他从后视镜里看到货主的鞋厂越来越远，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地平线下面。
从泉州到广州，七百公里。他从来没有开过这么远的路。以前最远只到过厦门，一百公里出头，当天来回。七百公里，要开十几个小时，要过厦门、漳州、汕头、深圳，要翻山越岭，要过跨海大桥，要经过无数个收费站、无数个检查站、无数个红绿灯。
他把车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