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宁。”
“恩。”
“读书累不累？”
“不累。”
“功课跟不跟得上？”
“跟得上。”
“老师好不好？”
“好。”
“同学呢？”
“也好。”
陈阿圆没有再问了。她知道家宁在说谎。她看出来了——从家宁低垂的眼睛看出来的，从家宁抿紧的嘴唇看出来的，从家宁咬紧的牙关看出来的。那些同学不好，那些功课跟不上，那些老师不好，那些书读得很累。但她没有拆穿她。
她把手伸进陶罐里，摸出两颗金枣，放在柜台上。
“吃了再回学校。”
家宁放下抹布，拿起一颗金枣，放进嘴里。先酸后甜，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苦。她嚼着那一点点苦，咽了下去。她又拿起第二颗，嚼着，咽了下去。她把金枣的核吐在手心里，攥着，站了一会儿。金枣的核是椭圆形的，硬硬的，两头尖尖的，象一颗小小的子弹。
“阿母，我要回学校了。晚上还有晚自习。”
“去吧。路上慢点。”
家宁把核扔进垃圾桶里，拿起放在柜台上的蓝布包袱，从里面掏出一个小布包，放在柜台上。布包是旧的，蓝布的，边角磨毛了，上面绣着一朵小梅花，梅花是粉红色的，花瓣已经褪色了，变成了淡粉色，几乎看不出颜色了，象一个褪了色的梦。
“阿母，这是我这周剩下的伙食费，你拿着。”
她转身跑了出去。陈阿圆追到门口，她已经跑到了巷口，校服在风里飘着，象一面白色的旗，象一只在风中挣扎着想要飞起来的鸟。她的脚步声在青石板上哒哒哒地响着，象一串被风吹散了的珠子，一颗一颗地落在地上，滚远了，消失了。
陈阿圆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个小布包，布包里装着几块钱，有纸币有硬币，纸币叠得整整齐齐的，硬币摞得整整齐齐的，象一列小小的、沉默的、等待检阅的士兵。她把布包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出一道一道的白印子。她想起了自己十六岁的时候——扎着两条辫子，穿着蓝布衫，站在陈家铺子的柜台后面，把金枣一颗一颗地摆在粗陶碗里。她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高中，不知道什么是考试，不知道什么是大学。她只知道金枣要摆整齐，柜台要擦干净，客人来了要笑一下，才能把东西卖出去，才能赚到钱，才能活下去。她只知道这些。她只知道这些，就已经把路走出来了。
她的路，不是用书铺的，是用脚走的。
用脚踩在滇缅公路的石头和泥里，脚底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结了痂，痂掉了，又磨出了新的水泡。用脚踩在泉州承天巷的青石板上，脚底的老茧一层叠一层，像树的年轮。用脚踩在永春达埔的山路上，山路的石头硌着脚心，她咬着牙，没有喊疼。用脚踩在泉州一中的柏油路上，柏油路被夏天的太阳晒得发软，脚踩下去会留下一个浅浅的印子。
她的路，家宁的路，一条接一条，一条连一条，象那根断过三次、绑过三道麻绳的扁担。扁担担着箩筐，箩筐里坐着孩子。扁担担着路，路通往远方。
她转身走回铺子里，把布包放进柜台下面的陶罐里，盖上蓝布，压上石头。她站在那里，看着那只陶罐，看着那块蓝布，看着那块石头。她伸出手，摸了摸那块石头。石头是圆的，光滑的，冰凉冰凉的，是她从永春的山上捡回来的，已经跟她十多年了。石头上有她的手温，有她的手汗，有她的手纹。她把手贴在石头上，石头温了，她的手凉了。手凉了没关系，石头温了就好。石头下面压着蓝布，蓝布下面压着陶罐，陶罐里面装着钱、铜板、梳子、铜板、信、收据、录取通知书。
她把手从石头上收回来，放在柜台上的粗陶碗里。碗里还剩下几颗没有包完的金枣，她捏了一颗，放进嘴里。先酸后甜，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的、很淡的、不容易被发现的、但确实存在的苦。
她咽下去了。
一九八〇年十月，家安考取了机动车驾驶证。
那天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背心上印着“永春一中”四个字，字已经洗得模糊了，只剩下一些淡淡的、蓝色的、象水渍一样的痕迹。他站在QZ市车辆管理所的门口，手里握着那本绿色的驾驶证。封面上印着烫金的字，字是凸起来的，摸上去一粒一粒的，像盲文，像米粒，象一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