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宿舍在一楼，六个人一间，上下铺。她睡上铺，铺位靠窗，窗户外面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一棵玉兰树，玉兰花开了，白色的，大大的，香气很浓，浓得让人头晕。她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那股香味就从窗户飘进来，飘到她的鼻子里，飘到她的肺里，飘到她的血液里。她在那股香味中闭上眼睛，闻着它，闻着它，闻着它，慢慢地、深深地、象是要把整个玉兰树都吸进肺里去。
周五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体育课在操场上，老师让她们跑八百米。家宁跑在中间，不快不慢，不急不躁。她的呼吸很有节奏，两步一吸，两步一呼，像钟摆一样稳定。她的脚步踩在煤渣跑道上，发出沙沙的声音，象风吹过树叶。她跑完八百米，脸不红，气不喘，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体育老师看了她一眼，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数字，然后继续看下一个学生。
下课铃响了。家宁没有回宿舍，她跟体育老师请了假，走出校门，往承天巷的方向走。
她的脚步很快，比来的时候快得多，几乎是在小跑。布鞋踩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象有人在拍着手，又象有人在为她打着节拍。她跑了十几分钟，气喘吁吁的，停下来弯着腰喘了几口气，然后继续跑。她跑过中山路，跑过承天巷口，跑过那棵大榕树，跑到了陈家铺子的门口。
铺子的门开着。陈阿圆站在柜台后面，正在用报纸包金枣。她包金枣的速度很快，一捏，一卷，一折，一按，一颗金枣就被包进了报纸里，方方正正的，象一颗糖果。她的手指在报纸上翻飞着，象两只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了家宁。家宁站在门口，喘着粗气，脸跑得通红，额头上全是汗，头发被风吹乱了，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像几根黑色的线条在她的脸上随意地画着。她的校服湿了，不是雨，是汗，校服的背后有一大块深色的汗渍，从领口一直湿到腰际，型状象一座倒过来的山。
“跑回来的？”陈阿圆问。
家宁点了点头，喘得说不出话，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音，象风从山洞里灌进去又灌出来。
陈阿圆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倒了一碗水，递给她。碗是白瓷的，碗沿有一个缺口，缺口很小，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家宁看出来了。她接过碗，一口气喝完，水从碗沿的缺口漏出来一些，顺着她的下巴往下流，流到脖子上，流到衣领里，凉的。她把碗放在柜台上，喘匀了气，看着陈阿圆。
陈阿圆瘦了，比一周前瘦了。她的颧骨高了一些，象两座小小的山丘从她的脸上凸起来；眼窝深了一些，象两口快要干涸的井；下巴尖了一些，象一块被水冲刷了很多年、磨去了棱角的石头。她的头发又白了一些，花白的，像霜降过后的草，像被雪复盖了一半的山坡。她的嘴唇干裂，上唇有一道裂开了口子的地方，结了一层薄薄的、黄色的痂。
“铺子里怎么样？”家宁问。
“还行。”陈阿圆把柜台上的金枣重新摆了一遍，把几颗有点蔫的挑出来放在一边，那些蔫了的金枣皮皱了，颜色发暗，像老人的脸。“你哥回来了。他学车学得差不多了，下个月考驾照。考试那天要拿你的准考证。”家宁愣了一下。“拿我的准考证干什么？”
“他说要用你的照片。他的身份证照片丢了，来不及补，先拿你的顶一下。”
“那怎么行？照片不一样！”
“他把你的照片用剪刀剪了，贴在他的身份证上。剪得刚好，就露出你一张脸，看不出来是你。”
家宁站在那里，哭笑不得。她想说这是违法的，想说这是作弊，想说万一被发现了要坐牢。但她想了想，没有说。家安不会让她去坐牢的，如果真的被发现，他会说是他自己干的，跟妹妹没关系。他就是这种人。他从小就这种人——追鸡、爬树、摸鸡蛋、偷金枣，做了坏事自己扛，从不把别人供出来。
“你阿爸又跑了一趟永春，拉了货回来。”陈阿圆继续说，“你阿嬷身体不好，咳嗽又犯了，咳得整晚睡不着。你阿爸给她带了药，开了五副，吃了一副咳得轻一些，吃完五副再看。”
家宁听着，把这些话一条一条地记在心里，像记帐一样，一个字都不漏。她听到苏阿梅“咳得整晚睡不着”的时候，心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不疼，但酸。
她走到柜台后面，拿起抹布，开始擦货架。货架上的坛子有些落灰了，落了一层薄薄的、灰白色的、像面粉一样的灰尘。她用抹布一个一个地擦，擦完了摆回原位。她擦得很仔细，每一个坛子的每一个部位都擦到了——坛口、坛身、坛底。坛底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她把坛子抱起来，一只一只地抱起来，抱了放，放了抱，象在跟每一个坛子打招呼。她的手臂酸了，腰也酸了，但她没有停下来，把所有的坛子都擦了一遍，把货架的每一层都擦了一遍，把柜台的每一个角落都擦了一遍。
陈阿圆站在旁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