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是一个人在走路。她身后有很多人，他们走出来的路，铺在她脚下。她只需要踩上去，往前走。

    她蹲下去，从地上捡起那块抹布，把地上的水渍擦干，把抹布搭在柜台的边缘。然后她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站在陈阿圆旁边。

    “阿母，我考上了。”她的声音是抖的。从喉咙开始抖，抖到嘴唇，抖到下巴，抖到整个人都在轻微地、无法控制地、象一片被风吹着的树叶一样抖着。

    陈阿圆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是凉的，家宁的手也是凉的，两只凉手握在一起，谁也不能给谁温暖。但它们握在一起了，握得紧紧的，握得手指都发白了，握得指甲掐进了对方的手背。它们不需要给对方温暖，它们只需要握在一起，就知道彼此都在，都没有走，都没有散。

    “考上就好。”陈阿圆说，声音还是平的，没有抖。但她的手在抖，从手指抖到手背，从手背抖到手腕，从手腕抖到手臂。那股颤斗沿着她握着家宁的手，一点一点地传过去，像地震波从震中向四面八方扩散，传到家宁的手指、手背、手腕、手臂。

    她感受到了。

    她没有松开。

    林清石从外面回来了。他把货车停在巷口，走进铺子，看见陈阿圆和家宁站在柜台后面，两个人握着手，谁都没有说话。他站在门口，看了看她们，又看了看柜台上那个拆开的信封。信封上印着红色的抬头，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两个字——“泉州”。他走过去，拿起信封，抽出信纸，展开。他识字不多，但“录取”两个字他认识。这两个字他见过很多次，在别人的信上，在别人的门上，在别人的墙上。他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信上见过这两个字，因为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信。但今天，他看到了。在他女儿的信上。在他女儿的被“泉州一中”录取的通知书上。

    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张纸，纸在他手里沙沙地响，象风吹过竹林。他的手是抖的，从手指抖到手背，从手背抖到手腕，从手腕抖到手臂。他整个人都在抖，象一棵被大风吹着的树。

    “好。”他说。就一个字。

    他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把信封放回柜台上，用手按了按。然后他转过身，走出铺子，走出承天巷，走到巷口，站在他的货车旁边。货车蓝色的，漆掉了一块一块的，车头的保险杠歪了，挡风玻璃上那道用胶带粘住的裂缝又裂开了一些，胶带翘起了边角，在风里啪啪地响。他伸出手，摸了摸那道裂缝，摸了摸那条已经发黄的胶带，摸了摸冷冰冰的、湿漉漉的、布满了细小划痕的挡风玻璃。他的手贴在玻璃上，像贴在一面冰上。

    他想哭。但他哭不出来。他的眼泪在他年轻时候就流干了，流在了永春的山路上，流在了货车的方向盘上，流在了那些没有人看见他的、黑黢黢的、漫长的夜里。他没有眼泪了。但他有那根扁担，有那个铺子，有那辆破货车，有那三间青砖黑瓦的房子，有苏阿梅、陈阿圆、家安、家宁、家兴。这些人，这些东西，这条用他的脚印一步一步踩实了的路，不需要他的眼泪。

    天黑了。路灯亮了。他站在路灯下面，影子很短，短得几乎缩成了一团，踩在他自己的脚下。他低下头，看着那一团黑乎乎的、不规则的、象一个正在融化的雪人的影子。

    他站了一会儿，走回了铺子。

    陈阿圆和家宁不在柜台后面了。她们去了灶间，锅里的水烧开了，水蒸气从锅盖的缝隙里冒出来，白白的，浓浓的，象一团一团的云在灶间里飘着。陈阿圆在切菜，家宁在烧火，两个人背对着背，谁都没有说话。但灶间里的声音很多——锅铲碰到锅沿的叮当声，菜刀碰到案板的咚咚声，柴火在灶膛里燃烧的噼啪声，水在锅里沸腾的咕嘟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象一首没有谱子的交响乐，指挥是飘在灶间上空的那团白汽。

    他站在灶间门口，看着她们的背影。陈阿圆的背影瘦了，肩膀窄了，腰细了，走路的时候背微微弯着。家宁的背影还小，肩膀还没长开，腰身还没有曲线，整个人象一棵还没有抽条的树苗，细的，直的，青的。

    他看了几秒钟，转过身，走进铺子，把门板一块一块地装上去。门板很重，他要一块一块地搬，搬完六块门板，额头已经出了一层细汗。他把门板装好，把门闩插上，把柜台上的煤油灯吹灭。铺子里暗了。

    他走到柜台后面，蹲下来，把手伸进柜台下面那只陶罐里。陶罐里有钱、有铜板、有那把断了齿的梳子、有陈阿圆从永春带来的那个铜板、有家兴写的信、有家安的收据、有家宁的录取通知书。这些东西挤在一起，有的硬有的软，有的圆有的方，有的凉有的温。他把手放在里面，让那些东西贴着他的手心手背、手指指缝，让那些凉的和温的、硬的和软的、圆的和方的，全部贴着他。

    他没有把手拿出来。他蹲在那里，手在陶罐里，头低着，闭着眼睛。

    陶罐里的东西，很多。陶罐里的路，很长。

    他把手从陶罐里抽出来，把蓝布盖上去，压上石头，站起来，走进小屋，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