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问我明天还来不来。我说来。”
家安没有说话。他从车斗里捏了一颗金枣，递给她。家宁接过去，放进嘴里，嚼着。金枣是先酸后甜，吃到最里面有一点点苦。她嚼到了酸，嚼到了甜，也嚼到了那一点点苦。
“哥。”
“恩。”
“你觉得阿婆每天都来买一颗金枣，她吃到的味道，跟我们吃到的味道，一样吗？”
家安想了想，把车斗里被风吹歪的坛子扶正，又把坛口封着的笆蕉叶重新按了按。“不一样。她吃的金枣，比我们吃的苦。但她吃到了苦，还来买。她不是来买金枣的。”
“那她来买什么？”
“买路。她走不动了，来买一条能走的路。”
家安的话让家宁沉默了。他没有上过什么学，但他说的这些话，家宁在她的课本里从来没有读到过。课本里写的是公式，是定理，是标准答案，是“因为A等于B，B等于C，所以A等于C”。但家安说的是，“她走不动了，来买一条能走的路”。这话不在课本上，这话在路边的板车上，在金枣的酸和甜和苦里，在她握着老太太的手走过的那条青石板路上。
她把那颗青石榴放在板车的车斗里，放在坛子和坛子之间的缝隙里。青石榴青色的，硬邦邦的，在阳光下不反光，不发光，不亮，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象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
家安看着那颗青石榴，没有问她为什么放在那里。他没有问，因为他知道，有些东西不需要问，就象那颗青石榴，它会一直在那里，直到它自己掉下来，或者被人拿走。但在这之前，它会一直待在车斗里，待在坛子和坛子之间，安安静静地待着。
一天下午，铺子里来了一封信。
信是寄到“泉州承天巷陈家铺子”的，信封上写着“陈阿圆收”。字迹歪歪扭扭的，像小孩子写的，但笔画很用力，象是写的时候把笔尖戳进了纸里。没有寄件人的地址和姓名，只有“永春”两个字，是用铅笔写的，淡淡的，写在信封的背面。
陈阿圆接过信，看了看信封上的字，没有认出是谁的笔迹。永春那边会写信的人不多，林清石每次打电话都是去镇上的邮电所，不会写信。苏阿梅不识字，不会写。家安和家宁在泉州，家兴在永春上学，但他不会写信——他才十一岁，会写的字不够写一封信。
她用剪刀剪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有横线，横线是绿色的，淡淡的。纸的左边有一道被撕破的痕迹，毛毛糙糙的，还有一些作业本上残留的钉书针孔。
信上只写了一行字：
“阿母，金枣收到了。好吃。家兴。”
陈阿圆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她把信纸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
“泉州冷不冷？多穿衣服。”
她把信封又翻了一遍，里面没有别的东西了。她把信纸铺在柜台上，用手柄折痕抹平，又看了一遍那两行字。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大小不一，有的字大得象碗口，有的字小得象绿豆。“金枣”的“枣”字写错了，上面写成了“束”，下面写成了“木”，整个字看起来象一个长了腿的盒子。“好吃”的“好”字写反了，“女”写在右边，“子”写在左边，象一个站反了的人。
但这是他写的第一封信。
她把这封信折好，放进口袋里，拍了拍口袋。然后她走到柜台后面，蹲下来，从陶罐里捏了一颗金枣，放进嘴里。金枣是先酸后甜，她嚼到了酸，没有嚼到甜。她又捏了一颗，这一次嚼到了甜，但那甜很短，一下子就过去了，剩下的是苦，是那种从舌尖慢慢往舌根蔓延的、不容易被发现的但确实存在的苦。
她把那两颗金枣的核吐在手心里，攥着，站了一会儿。
“家兴会写信了。”她对林清石说。林清石正在后面的小屋里修理一个裂了缝的坛子，他用桐油和石灰调了腻子，把腻子抹进裂缝里，用手指抹平。他听到这句话，手上的动作没有停，把腻子抹匀了，用湿布把边缘擦干净，把坛子放在墙角晾着。
“他写的什么？”他问。
“他说金枣收到了。好吃。问泉州冷不冷，让多穿衣服。”
林清石蹲在墙角，看着那只刚补好的坛子。坛子是灰褐色的，裂缝从坛口一直延伸到坛肚，他补了很长一道，腻子的颜色比坛子浅，象一条白色的疤痕。他伸出手，摸了摸那道疤痕，腻子还没有干，手指按上去留下一个浅浅的指印。
“他怎么知道寄到这里？地址是谁写的？”他问。
陈阿圆想了想。家兴才十一岁，他应该不知道泉州承天巷的地址，他应该不知道信要怎么写、信封要怎么填、邮票要怎么贴、信要丢进哪个邮筒。
“可能是阿母帮他寄的。地址是阿母念的，他写的。邮票是阿母买的。”
陈阿圆又想起了家兴——他蹲在灶台前，趴在灶台上，在一张从作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