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撕下来的纸上写字。他不知道“枣”怎么写，问了苏阿梅，苏阿梅也不知道——“枣”字她认识，但不会写。他就自己造了一个，上面写成“束”，下面写成“木”。他不知道“暖”怎么写，就写成了“不冷”，“多穿衣服”写成“多穿衣”。他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里，用舌头舔了舔信封的封口，封口上有胶，他舔的时候舌头被黏住了，扯了一下才扯开。他把信封舔好了，用手按了按，确认封紧了，然后拿着信封跑到镇上，塞进邮电所门口那个绿色的邮筒里。邮筒的投信口很高，他踮起脚尖才够到，把信塞进去的时候，信封卡了一下，他用手指捅了捅，信封掉进去了，掉到邮筒的肚子里，发出轻轻的一声响——咚。

    那声响，在永春的邮电所门口，在绿色的邮筒里，在他十一岁的耳朵里，是他这辈子听到过的最好听的声音。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陈家铺子门前多了一样东西——一块小黑板。

    黑板是林清石从巷口收破烂的老陈那里花五毛钱买来的。黑板不大，只有两块砖头并排那么宽，边框的漆已经掉了，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头，黑板面被粉笔磨出一道一道的白印子，像老人脸上的皱纹。他用湿布把黑板擦干净，用粉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今日金枣新到”

    “今日”的“今”字他写成了“令”，点写成了横，看起来象“令日”。“新到”的“到”字写得太大了，挤出了黑板边框，“到”字的最后一笔“提”写到了黑板外面，写在木框上了。他看了看，觉得不好看，用湿布擦了，重新写。第二遍“今”字写对了，“日”字写歪了，象一轮快要落山的太阳。他擦了又写，写了又擦，反反复复写了十几遍，一块粉笔写完了，黑板上全是擦不干净的白色痕迹。

    “行了。”陈阿圆走过来，站在黑板前面看了看。字还是歪的，“金枣”的“金”字写成了“全”，少了一横；“枣”字写成了“束”，多了一个“口”。但她把它们认出来了。她认得它们，因为它们是林清石写的。林清石写这些字的时候，蹲在铺子门口，粉笔夹在手指间，手在发抖，额头上全是汗，嘴唇抿得紧紧的，象在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把“今日金枣新到”六个字写在一块五毛钱买来的破黑板上。

    她把黑板挂在铺子门口的墙上，挂在那根扁担的下面。扁担是黑色的，黑板是黑色的，黑色叠着黑色，像夜晚叠着夜晚。

    第一个看到这块黑板的是一个送报的邮递员，他骑着绿色的自行车从巷口进来，后座上绑着两个鼓鼓囊囊的绿色帆布袋。他看见黑板上的字，停下来，看了一眼，念了出来：“今日金枣新到——‘新’字写错了，‘到’字也写错了。”他看了一眼林清石，又看了一眼陈阿圆，笑了笑，骑上自行车走了。

    林清石站在那里，手里还握着那截写完了的粉笔头。粉笔头很小，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他把粉笔头握在手心里，攥着，手指在发抖。

    “清石。”陈阿圆喊了一声。

    林清石没有回头。

    “字好不好看不重要。人家看得懂就行了。”

    林清石把手里的粉笔头塞进裤兜里，转过身，走回了铺子。他走到柜台后面，从陶罐里捏了一颗金枣，放进嘴里，嚼着。金枣是先酸后甜。他嚼到了酸，没有嚼到甜。他又捏了一颗，这一次嚼到了甜，那甜很淡，很轻，很短，象一颗流星划过夜空，一闪就没了。

    他把金枣的核吐在手心里，攥着，站在柜台后面，低着头。

    陈阿圆走过来，站在他面前。她没有说话，伸出手，把他的手从柜台上拿起来，掰开他的手指，把那颗金枣的核从手心里拿出来，扔进垃圾桶里。然后她握着他的手，握了多久？不知道。她的手心贴着他的手背，她的手是黄的，他的手是黑的，黄和黑叠在一起，像墨汁滴在宣纸上，慢慢地洇开，分不清哪里是手背哪里是手心。

    “清石。”

    “恩。”

    “字写错了可以擦掉重写。日子过错了不能重来，但可以过下去。”

    林清石抬起头，看着陈阿圆。她又说了一句他听不懂的话，但他不需要听懂。他只需要知道她在那里，她在他面前，她的手握着他的手，她的手是热的，她的手心贴着他的手背，温度从她的手传到他的手，从他的手传到他的手臂，从手臂传到心脏。

    那颗金枣的甜，终于从舌尖蔓延到了喉咙。他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