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提着菜篮子，看了一眼板车上的金枣。“金枣怎么卖？”
“一分钱一颗，两分钱三颗。”家安的声音很稳。
中年妇女买了三颗。家安从粗陶碗里捏了三颗金枣，用报纸包了，递给她。家宁在旁边看着，手心里全是汗。她想帮忙，但她不知道该帮什么。想帮家安拿报纸，家安已经拿了；想帮家安递金枣，家安已经递了；想帮家安收钱，钱已经被家安放进围裙口袋里了。她站在那里，象一根多馀的电线杆。
一个老太太走过来，拄着拐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对襟大褂，头发全白了，梳成一个髻，用黑色的发夹别在脑后。她走到板车前面，停下来，看着车斗里的金枣，看了很久。
“阿婆，金枣，一分钱一颗，两分钱三颗。”家安的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家宁看着他，他的嘴角翘着——不是刻意的那种笑，是自然的那种，象风吹过水面时自然而然漾开的波纹，拦不住的，也不需要拦的。
老太太抬起头，看着家安，又看了看家宁。她的目光在家宁身上停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分钱，放在车斗边缘。“一颗。”
家安捏了一颗金枣，递给她。老太太接过金枣，没有放进嘴里，而是攥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拄着拐杖，沿着承天巷往里走。
“阿婆。”家宁忽然喊了一声。
老太太停下来，回过头。
“你住承天巷里面吗？”
老太太看着她，点了点头。
“你每天都出来买金枣吗？”
老太太又点了点头。
“我也住承天巷里面。陈家铺子后面那间小屋。”家宁从板车后面走出来，走到老太太面前，伸出手，“阿婆，我扶你回去。”
老太太看着她，看了几秒钟，然后把那只没拄拐杖的手伸了出来。她的手很老，皮肤像纸一样薄，青筋一根一根地凸起，像地图上的河流。手指的关节肿了，变形了，戒指卡在无名指上，肉把戒指裹住了，分不开了。
家宁握住了那只手。手是凉的，干枯的，轻的，像握着一把干树枝。她把那只手小心地握在手心里，一步一步地扶着老太太往里走。承天巷很长，弯弯曲曲的，青石板上长着青笞，有些地方湿滑。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
老太太没有说话，家宁也没有说话。两个人就那么慢慢地走着，一个十四岁的少女，一个不知道多少岁的老太太，一老一少，一白一黑，在窄窄的巷子里走着。阳光从巷子上方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们身上，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投在青石板上，象两个人影合成了一个人。
走了大概两百米，老太太在一扇黑色的木门前停下来。木门上的漆已经剥落了，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头。门环是一只生锈的铁环，挂在门上，风吹过的时候会轻轻响一声。门口有一棵石榴树，树干歪歪扭扭的，枝叶稀稀疏疏的，树上挂着几颗青色的石榴，还没有熟，嘴还是闭着的。
“到了。”老太太说。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声音沙哑，像很久没有喝过水。
家宁松开她的手，退后一步。
老太太从口袋里掏出那颗金枣，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她嚼的时候眼睛眯着，嘴唇微微翕动，脸上的皱纹随着咀嚼的动作一深一浅地变化着，象风吹过沙丘时留下的纹路。她嚼了很久，久到家宁以为她不会咽下去了。
她咽下去了。
“明天，你还来吗？”老太太看着家宁。
家宁愣了一下。她看了看巷口的方向，家安和板车还在那里，站在路灯下面，象一棵种在水泥地上的树。她又看了看面前这扇黑色的木门，门口那棵歪歪扭扭的石榴树，还有面前这个白发苍苍、拄着拐杖、嚼着金枣的老太太。
“来。”她说。
老太太嘴角动了一下。那笑容很小，小到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家宁看出来了。那不是嘴角的肌肉在动，是心里的什么东西在动，从心里传到脸上，传到嘴角，变成一个小小的、弯弯的、像月牙的弧度。
老太太转过身，推开门，走了进去。门关上了。门环发出一声轻响，然后一切安静下来。
家宁站在门口，站了多久？不知道。她走到石榴树旁边，从地上捡起一颗掉落的青石榴。石榴还没有熟，皮是青色的，硬邦邦的，上面有一道被虫子咬过的疤痕。她把青石榴攥在手心里，走回巷口。
家安还在那里，有个客人正在买腌茶叶。他熟练地从坛子里舀出一勺腌茶叶，用笆蕉叶包了，麻绳扎紧，递给客人。客人付了钱，走了。家安把钱放进围裙口袋，抬起头，看见家宁走过来。
“送到了？”他问。
“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