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家，会好的。
家安的板车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他开始不只是推着板车在巷口卖了，他开始推着板车走街串巷。承天巷、开元寺、西街、东街，哪里的巷子深、哪里的人多、哪里的老街坊认他这个“陈家铺子的小老板”，他就往哪里推。他推车的姿势越来越熟练了，上坡的时候身体前倾、脚蹬地、一步一步地往上推；下坡的时候身体后仰、手刹车、慢慢地往下放。他不再象刚开始那样推一会儿就喘了，他的骼膊粗了，肩膀宽了，手上的茧子厚了，背也挺直了。
他开始不满足于只卖金枣了。他从铺子里多拿了几样货——腌茶叶、虾酱、萝卜干、腌芥菜，每样装一小坛，摆在车斗里。货多了，车斗装不下，他在板车的把手上挂了一个竹篮，篮子里装着用报纸包好的小包腌茶叶，一包两分钱，专门卖给那些只想尝尝鲜的客人。
他还学会了一件事：记住客人的脸。
那个每周三下午都会来买腌茶叶的中年男人，姓黄，在开元寺旁边的布店上班。他每次来都买两毛钱的腌茶叶，说“嚼了这个才有精神看店”。家安记住了他的脸，他一走过来，家安就从坛子里舀出两毛钱的腌茶叶，用报纸包好，递给他。黄老板每次都说“你这个后生记性真好”，家安就笑一下，不说话。
那个每天傍晚都会来买一颗金枣的老太太，姓吴，住在承天巷深处那间长满青笞的老房子里。她每天黄昏的时候出来散步，走到家安的板车前面，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分钱，买一颗金枣。她把金枣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一边嚼一边往前走，消失在巷子深处的暮色里。家安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家里还有什么人，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每天吃一颗金枣。他只知道她每天这个时候会来，每天买一颗，每天嚼着金枣消失在暮色里。
有一天，老太太没有来。
第二天也没有来。
第三天还是没有来。
家安在巷口站到天黑，路灯亮起来了，整条街都暗了，只剩下路灯下那一小圈昏黄的光，照着板车上那四个歪歪扭扭的字。他推着板车回到铺子里，把车停在门口，走进灶间。
“阿母，”他说，“那个每天来买金枣的阿婆，今天也没来。”
陈阿圆正在切菜，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但她知道家安说的是谁。她也注意到了。那个老太太已经连续三天没有来了。以前她每天都会来，像时钟一样准时——太阳落山的时候，她出现在巷口，拄着拐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对襟大褂，慢慢地走过来。
“可能生病了。”陈阿圆说，“也可能是去儿女家了。”
家安没有说话。他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看着灶膛里跳动的火焰。火焰是橘红色的，有高有低，高的像树，低的像草，最高的那根火焰在灶膛正中间，象一个正在跳舞的人——踮着脚尖，旋转着，裙摆飞扬着。他看着那个人跳了很久，跳到火焰熄了，跳到灰烬暗了，跳到灶间完全黑了，他才站起来。
“阿母，我明天去她家看看。”
陈阿圆从灶台上端下锅，把菜倒进盘子里，擦了擦手。“你知道她住在哪里？”
“承天巷最里面那间院子。门是黑色的，门口有一棵石榴树。”
“你怎么知道的？”
“我推车经过的时候看到的。她每次买完金枣，就往那个方向走。我跟着她走过一次。”
陈阿圆看了家安一眼。他坐在黑暗中，背影瘦瘦的，肩膀窄窄的，但他的背是直的，从头到尾都没有弯过。
第二天下午，家安提早收了板车，推着空车走到承天巷最深处。巷子到这里就到头了，前面是一堵长满青笞的砖墙，墙根下种着一棵石榴树，树干歪歪扭扭的，枝叶稀稀疏疏的，但树上挂着几颗青色的石榴，还没有熟，嘴还是闭着的。
黑色的木门关着。门上的漆已经剥落了，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头。门环是一只生锈的铁环，挂在门上，风吹过的时候会轻轻响一声。家安把板车靠在墙边，走到门前，尤豫了一下，抬起手，在门上敲了三下。
没有人应。
他又敲了三下，比前面三下重了一些。
门开了。开门的不是那个老太太，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工作服，身上有一股油漆的味道。他的脸上有一道疤，从眉毛一直划到嘴角，愈合得很好，但疤痕还是明显的。
“你找谁？”
“我找……一个阿婆。每天傍晚去巷口买金枣的那个。”
男人看着家安，看了几秒钟，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悲伤，从悲伤变成了平静。
“你是陈家铺子的？”
“恩。”
“进来吧。”
男人把门推开，侧身让家安进去。院子不大，青石铺的地，缝隙里长着野草。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树干很粗，比家安的腰还粗，树冠撑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