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买三颗。”陈阿圆从口袋里摸出两分钱，放在柜台上。

    家安从粗陶碗里捏了三颗金枣，用一张裁剪好的报纸包了，递给陈阿圆。“谢谢，慢走。”

    他递东西的时候，手在发抖。但他说完了，每一个字都说清楚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没有结巴，没有卡壳，没有在嗓子眼里出不来。

    陈阿圆接过那包金枣，把两分钱放进陶罐里。她站在那里，看着家安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棕色的，像林清石，但在阳光下会变成琥珀色，带着一点点暖意。那双眼睛里现在有了光——不是刚才那种因为不好意思而躲闪的光，是一种亮亮的、直直的、象刚点着的灯一样的光。

    “明天，”陈阿圆说，“你去中山路上卖。”

    家安愣了一下。“中山路？那边人多，我……我怕。”

    “怕什么？”

    “怕人多。”

    “人多才买得多。你怕人多，你还做什么生意？”

    家安想了想。“那我先去承天巷口。承天巷口人多一点，但不象中山路那么多。我先在那里卖几天，卖得好了，再去中山路。”

    “行。”陈阿圆点了点头，“你的事，你自己定。”

    第二天，家安把板车推到了承天巷口。

    承天巷口比巷子里面热闹一些。巷口出去就是中山路，中山路上人来人往，自行车叮叮当当，小孩跑来跑去，小贩吆喝声此起彼伏。家安把板车停在巷口的路灯旁边，不挡路，也不挡视线。他站在板车后面，两只手扶着车把，看着面前这条热闹的大街。

    街上的人真多。有穿裙子的女人，有戴草帽的男人，有光着脚的小孩，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卖冰棍的，推着白色的小车，车上盖着棉被，棉被下面藏着冰棍。有卖甘蔗的，地上铺一块塑料布，上面摆着削好的甘蔗段，白白的，水灵灵的。有卖气球的，五颜六色的气球绑在一根竹杆上，风一吹，气球挤在一起，发出沙沙的声音。

    家安看着这些人，这些声音，这些颜色，心里还是有点怕。但他的手上没有发抖。他深呼吸了几次，把阿母教他的那句话在心里默念了三遍：你不用喊，不用叫，不用大声说话。你站在那里，把东西摆好。客人来了，你就笑一下。

    他把车斗里的坛子重新摆了一遍。腌茶叶摆最靠近外面的位置，金枣挨着腌茶叶，虾酱放在最里面。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铺在车斗的边缘上，把几颗金枣剥开，露出金黄色的果肉，摆在报纸上。阳光照在金枣上，果肉透着亮，象一颗颗小小的宝石。

    他站在那里，等着。

    第一个走过来的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孩子手里拿着一根冰棍，吃得满脸都是。女人从板车前面走过，看了一眼板车上写着的“陈家铺子”四个字，又看了一眼坛子里的金枣，停了一下。

    家安看着她，嘴角翘了一下。

    “金枣怎么卖？”女人问。

    “一分钱一颗，两分钱三颗。”家安的声音很稳。

    女人从口袋里摸出两分钱，放在车斗边缘。“来三颗。”

    家安从粗陶碗里捏了三颗金枣，用报纸包了，递给她。“谢谢，慢走。”

    女人接过金枣，拆开一颗塞进孩子嘴里。孩子嚼了嚼，不哭了，笑了。女人也笑了，看了家安一眼，说了一句“你年纪这么小就会做生意了”，然后抱着孩子走了。

    家安站在那里，手里还握着那两分钱。他的手在抖——不是害怕的抖，是兴奋的抖。他做成了。他真的做成了。他卖掉了他的第一笔东西。不是阿母假装客人买的，不是阿爸鼓励他买的，是真正的、不认识的、第一次见面的客人买的。她买三颗金枣，付了两分钱，说了“你年纪这么小就会做生意了”，然后走了。她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他为了迈出这一步在巷口站了多久。

    他把那两分钱放进围裙的口袋里，拍了拍口袋，口袋鼓鼓的，两分钱在里面叮叮当当地响。那声音很轻，但在他听来，比鞭炮还响。

    那一天他卖掉了半坛金枣，赚了六毛三分钱。

    晚上回到家，他把围裙口袋里的硬币倒在灶台上，一枚一枚地数。一分、两分、五分、一毛，硬币在灶台上摞成一摞，高的高、矮的矮，象一座袖珍的城市。他数了三遍，每一遍都是六毛三分。他把钱装进一个旧信封里，在信封上写了一行字：家安卖金枣的钱。

    字写得歪歪扭扭的，跟林清石写在板车上的那四个字一样歪，一样扭。他看了几秒钟，把信封放在阿母的枕头旁边。

    陈阿圆晚上睡觉的时候，摸到了那个信封。她没有打开，不用打开。她摸到信封里面硬硬的、圆圆的、一片一片的东西，就知道是什么了。她把信封压在枕头底下，翻了个身，面朝墙。

    她没有哭。但她笑了。她笑的样子，跟她阿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