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圆点了点头。
王秀兰走到墙边，伸出手，摸了摸那根扁担。她的手在发抖，手指在扁担上慢慢地滑过，从这头滑到那头，从那头滑到这头。她的手指摸到了那三道麻绳，摸到了木头上的裂纹和坑洼，摸到了被汗水和雨水浸泡了半个多世纪的黑色。
“谢谢你，陈远水。”她对着那根扁担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得象是怕惊动了什么。
然后她转过身，从口袋里摸出两分钱，放在柜台上，从粗陶碗里捏了一颗金枣，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
她嚼了很长时间，象是在品一颗枣子的味道，又象是在品一段几十年的岁月。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纸上写着一行字：
“承天巷，陈家铺子。”
她把那张纸放在柜台上，用手按了按，然后转过身，慢慢地走向门口。走到门口，她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阿爸救过我的命。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的。这颗金枣，我吃了。就当是替他吃的。”
她走了。脚步声在青石板上慢慢地远去，哒，哒，哒，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巷口的风里。
陈阿圆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那两分钱。钱是热的，带着王秀兰手心的温度。她把那两分钱放进柜台下面的陶罐里，硬币落在罐底，叮的一声。
她想起了父亲说过的那句话。
“你吃掉的每一颗金枣，都是日子。”
今天，一个叫王秀兰的女人，替她父亲吃了一颗金枣。那颗金枣是父亲救过的一个人，走了三十多年的路，终于走到陈家铺子里来吃的。那颗金枣的味道，父亲没有吃到，但他应该知道了。
她站在柜台后面，看着巷口。
风从海上吹过来，湿湿的，咸咸的，带着春天的气息和远处轮船的汽笛声。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闻到了金枣的甜，腌茶叶的咸，虾酱的腥，旧木头的霉，新稻草的香，煤油灯的焦，母亲头发的白，父亲扁担的黑。她闻到了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从缅甸飘过来，从滇缅公路飘过来，从泉州飘过来，从永春飘过来，从承天巷的这头飘到那头，飘进她的铺子里，飘进她的鼻子里，飘进她的心里。
她睁开眼睛，家兴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了铺子，蹲在柜台前面，手里拿着一颗金枣，正在往嘴里塞。
“家兴。”
家兴抬起头，嘴里含着金枣，腮帮子鼓鼓的，看着她。
“金枣好吃吗？”
家兴嚼了嚼，咽下去了。“好吃。”
“什么味道？”
家兴想了想。“甜的。”
“还有呢？”
“有一点点酸。”
“还有呢？”
家兴又想了想，想了很久。“没有了。”
陈阿圆蹲下来，平视着儿子的眼睛。家兴的眼睛是棕色的，不是黑色的，像林清石——不是纯黑的黑，是那种在阳光下会变成琥珀色的、带一点点暖意的棕色。他的眼睛里有她的影子，一个小小的、模糊的、站在柜台后面的女人。
“还有苦。”陈阿圆说，“金枣是先酸后甜，吃到最里面有一点点苦。你吃到了吗？”
家兴歪着脑袋想了想，又舔了舔嘴唇。“好象有一点。不仔细吃吃不出来。”
“日子也是这样。”陈阿圆站起来，把柜台上粗陶碗的位置调整了一下，把那颗被家兴捏过的金枣摆正。“不仔细尝，就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
她转过身，走进后面那间小屋。
灶台上的水烧开了，水蒸气顶着锅盖，噗噗地响。她揭开锅盖，白汽猛地扑上来，糊了她一脸。她在白汽里站了一会儿，等白汽散了，才伸手去拿锅铲。
锅铲在锅里搅了几下，粥已经煮好了。她把锅盖盖回去，把灶膛里的柴火抽出来几根，让火小一些。粥在锅里闷着，馀温会让它变得更稠、更香。
她站在灶台前，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她看着那团跳动的火焰，火焰的颜色从红到黄，从黄到蓝，一层一层的。
她从口袋里摸出那个铜板。
铜板磨得发亮，中间的方孔被一根红绳穿着。红绳已经褪色了，从大红色变成了粉色，从粉色变成了白色，从白色变成了灰白色。绳子磨得很细了，有几处已经快要断了，她用指甲轻轻拨了拨，断了几根纤维，更多的纤维还连着。
她不敢再碰了。
她把铜板重新放回口袋里，拍了拍口袋，确认不会掉出来。
苏阿梅坐在小屋的床沿上。她的腿边放着一个竹篮，竹篮里是家宁从永春带过来的毛线，大红色的，准备给家兴织一件毛衣。她摸到毛线团，找到了线头，开始起针。竹针是她用筷子和砂纸磨的，磨得光滑，不扎手。她的手指不灵活了，关节肿了，起针的时候线总是从手指上滑掉。她起了一遍又一遍，起了十几遍，终于起好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