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起了很多事。想起父亲把一勺腌茶叶拌进热米饭里，递给她说“尝尝，还记不记得仰光的味道”。她吃了一口，想起来了——不是仰光，不是路，不是那些年的恐惧和饥饿。她想起的是箩筐里摇摇晃晃的月光，是母亲滚烫的手臂，是父亲肩膀上干了又裂、裂了又干的血。
她说：“阿公，真好呷。”
陈远水愣了一瞬，然后笑了。那是她见过的她父亲唯一一次流泪。
她站在柜台后面，阳光从朝东的窗户照进来，照在货架上，照在坛子上，照在柜台上，照在她手上。她的手是黄的，被茶叶汁液染成的黄，在阳光里变得透亮，象一块琥珀。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二十八年前在缅甸接过父亲递来的一颗金枣，七岁在泉州的陈家铺子接过第一个客人的两分钱，十六岁在永春接过林清石递来的一根铁丝。这双手生过三个孩子，洗过无数的尿布，揉过无数的茶叶，腌过无数的金枣。这双手粗糙、发黄、布满老茧和伤疤，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茶叶碎末和金橘汁液。
但这双手不用踮脚了。
她站在这里，就是最好的。
她把手放进围裙的口袋里，摸到一样东西。是一个铜板，磨得发亮，中间的方孔被一根红绳穿着。苏阿梅在她出嫁那天塞进她手心里的，陈远水从缅甸带回来的，他在缅甸的第一天挣到的第一个铜板。
她把铜板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手心里。铜板小小的，圆圆的，磨得发亮，中间的方孔象一只小小的眼睛，看着她。她把铜板举到眼前，通过那个方孔看出去。方孔里看见的东西是圆形的，被框在一个小小的圆里——货架的一角，柜台的一边，铺子门外那条窄巷子，巷子深处那棵大榕树。
她通过这个方孔，看见了一切。
她把铜板攥在手心里，紧紧地，象是怕它飞走。然后她松开手，把铜板放回口袋，拍了拍口袋，确认不会掉出来。
铺子里安静了。
家安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林清石在后面那间小屋里收拾东西，灶台上有水烧开的声音，咕嘟咕嘟的。巷子里有人经过，脚步声在青石板上哒哒哒地响，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陈阿圆站在柜台后面，两只手撑在柜台上，看着铺子门口那条窄巷子。巷子很长，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尽头。但她知道巷子那头是承天巷，承天巷出去是中山路，中山路往南是南门，南门出去是泉州港，泉州港的海通向缅甸，缅甸再过去是什么，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路在她脚下。
她站在泉州的土地上，永春的山上埋着她的父亲，缅甸的江水流过她童年的记忆，三个孩子在永春的院子里等着她回去。她把所有这些都装在心里，把心放在柜台后面，把柜台放在陈家铺子里，把陈家铺子放在承天巷深处，把承天巷放在泉州，把泉州放在路上。
路没有尽头。
她也不必走到尽头。
她只需要站在这里，站在柜台后面，等着下一个客人走进来，等着下一颗金枣被捏起来放进嘴里，等着下一个“好吃”或者“不好吃”的评价，等着下一个硬币叮当一声落进陶罐里。
等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
等着家安长大，等着家宁考大学，等着家兴不再蹲在地上看蚂蚁，等着永春的金枣一年一年地熟，等着泉州的生意一天一天地好。等着林清石从外面送货回来，等着她在灶台上给他热的那碗饭不会凉得太快。等着苏阿梅的眼睛好起来，等着她能在灶台上再给母亲煮一碗面线，象当年给父亲煮那碗面线一样——面线长长的，像征长寿，像征路很长，像征一家人走在同一条路上，不会散。
傍晚的时候，林清石从外面回来了。
他进了铺子，看见陈阿圆还站在柜台后面。她站在那里，象一棵树种在那里的树。她的头发有些散了，几缕碎发垂在额前，被风吹着。她的脸被夕阳照得一半亮一半暗，亮的那一半能看见她嘴角微微翘起的弧度，暗的那一半藏着她眼睛里那道光。
那道光，从她四岁起就没有灭过。
“今天卖了多少？”他问。
陈阿圆把陶罐从柜台下面端出来，掀开蓝布，把里面的硬币和纸币倒在柜台上。她一枚一枚地数，一张一张地展平，数完了，抬起头。
“两块三毛六。”
林清石看着那堆硬币和纸币，看着那些一分、两分、五分、一毛、两毛的零钱，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一下。
“不少。”
“恩，不少。”
她把钱收进陶罐里，盖上蓝布，压上石头。然后把陶罐放回柜台下面，拍了拍手上的灰。
“吃饭吧。”她说。
她走进后面那间小屋，从灶台上把那碗一直热着的饭端出来，放在桌上。饭是热的，上面盖着两块红烧肉和几根青菜。林清石坐下来，端起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