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陈阿圆端着那只碗，走到他面前，“这只碗，是你放在纸箱里的？”
林伯看了看那只碗，看了看碗底的刻字，又看了看陈阿圆。“你阿爸刻的。”
陈阿圆的腿又软了。她扶着柜台，慢慢地蹲下来。
“你阿爸关铺子那天，我在。他把这只碗包在旧报纸里，放在柜台的抽屉里。他说，等阿圆回来，把碗给她。她一看就知道了。”
林伯停了一下。
“你一看就知道。你知道你阿爸想跟你说什么。”
陈阿圆蹲在地上，把那只碗抱在怀里，嘴唇在抖，喉咙在抖，整个人都在抖。她想说“我知道”，但声音堵在喉咙里，出不来。她知道。她一看见那些字就知道了。
“阿圆站柜台”——这是提醒。
“七岁，够不着”——这是心疼。
碗底的刻字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刻在碗底正中间，需要把碗举到光线下、眯着眼睛才能看清：
“阿圆，不用踮脚”
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碗里，掉在“不用踮脚”那四个字上。
她八十一岁的父亲，在她七岁那年，在她第一次站上柜台、踮着脚尖、整个人趴在柜台上、拼命把金枣摆到最远的地方的那一天，在柜台后面、在她看不见的角度，偷偷地、一笔一划地、把这句话刻在了碗底。
“阿圆，不用踖脚。”
不用踮脚。不用太用劲。不用拼命够那个够不着的东西。你已经够好了。你站在那里，就是最好的。不需要踮脚。不需要伸长脖子。不需要把整个人都趴上去。
你已经够到了。
你七岁的时候就够到了。
一九七八年腊月，陈家铺子重新开张。
没有鞭炮，没有花篮，没有红绸。只有一块木牌挂在门口，木牌上用毛笔写了四个字：陈家铺子。字是陈阿圆自己写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比三十年前写在那块蓝布上的四个字好看多了。
那天早上，陈阿圆天不亮就起来了。她在灶台上烧了一大锅水，泡了一壶茶，把粗陶碗摆在柜台上，碗里放了几颗金枣。然后她站在柜台后面，等着。
家安站在门口，帮她把门板一块一块地卸下来。门板还是旧的，漆皮脱了，木头朽了，边角磨圆了。他把门板靠在墙边，退后几步看了看，又调整了一下位置，让六块门板排成一条直线。
天亮了。
巷子里开始有人走动。一个提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从铺子门口经过，停下来看了一眼，问：“这是开什么店？”
陈家铺子。杂货。腌茶叶、金枣、虾酱，都是自家做的。
老太太看了看柜台上的金枣，捏了一颗尝了尝，嚼了两口，眼睛亮了。这是什么？金枣。好吃吗？好吃。多少钱？一分钱一颗。
老太太买了一毛钱的，用纸包了十颗，塞进菜篮子里，走了。
陈阿圆把那枚一毛钱的硬币放进柜台下面的陶罐里。硬币落在罐底，叮的一声，清脆的，象一颗小小的铃铛被摇响了。
她站在那里，看着柜台下面那只陶罐。罐子是她从永春带过来的，不是陈家铺子原来那只——那只陶罐在一九五一年陈家铺子关门之后就不知所踪了，大概被人拿去腌了咸菜，或者当成了花盆，或者打碎了扔掉了。这只陶罐是新的，陶土的，釉面是浅褐色的，没有缺口，没有裂纹，干干净净的。
她把手伸进陶罐里，摸了摸那枚硬币。硬币是凉的，铜的，上面有一个麦穗的图案。她的手指在麦穗上慢慢地滑过，一粒一粒的，象是在数麦子。
她把手收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进陶罐里。
一样东西。
一把梳子。
一把断了齿的木头梳子。梳子背面刻着一朵歪歪扭扭的花，看不太清是梅花还是桃花。那朵花是一个缅甸的货郎送给陈远水的，陈远水送给了苏阿梅，苏阿梅送给了陈阿圆。这把梳子梳过苏阿梅的头发，梳过陈阿圆的头发，梳过家宁的头发。它跟着她们从缅甸到泉州，从泉州到永春，从永春又回到了泉州。
它断了两根齿。用胶水粘上了，粘得不牢，梳头的时候偶尔会掉下来，陈阿圆就再粘上。再粘上。
她把梳子放在陶罐底部，硬币挨着梳子，梳子挨着硬币，钱和梳子，生意和家人，分不开的。
她盖上了蓝布。
压上了石头。
然后她直起腰，把手在围裙上擦干，转过身，看着铺子门口那条巷子。巷子是窄的，青石板铺的，两边的老房子墙上长满了青笞。巷子深处有一棵大榕树，榕树的枝叶从巷子尽头的院子里伸出来，遮住了半个巷口。
风从巷口吹进来，吹在脸上，湿湿的，凉凉的，带着青笞的气味和海水的咸味——泉州的海，离这里不远。风从海上吹过来，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