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开在从永春到泉州的路上。这条路她走过很多次了——十六岁出嫁的时候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走过，后来带着家安回娘家的时候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走过，再后来坐林清石的货车的副驾驶走过无数次。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不是回娘家，不是走亲戚，不是送货，是去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
她看着窗外的风景。路两边的水稻田已经收割了，只剩下一茬茬短短的稻茬。远处的山还是青的，山脚下有几户人家，炊烟袅袅地升起来，在空中慢慢地散开。一群麻雀从田里飞起来，呼啦啦的一片，象一阵风刮过。
她想起了第一次走这条路的那天。
那天她穿着大红嫁衣，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林清石在前面骑，她在后面捏着他的衣角。路很长，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尽头。她不知道永春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林家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自己要嫁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但她不怕。她四岁就在路上了。
现在她在同一条路上，坐在同一辆车里，旁边是同一个男人。这条路她已经走了十四年了。路还是那条路，但她已经不是十四年前的她了。她有了三个孩子，有了一个铺子，有了一门手艺，有了一双粗糙的、布满老茧和伤疤的、被茶叶汁液染黄了的手指。
她用那双手按住了林清石放在方向盘上的手。
“我来开一段。”她说。
林清石看了她一眼。“你会开吗？”
“你教我。”
林清石把车停在路边，跟她换了位置。陈阿圆坐到驾驶座上，两只手握着方向盘，手在微微发抖。林清石在旁边指导她：“踩离合，挂一挡，慢松离合，轻踩油门。”
车子猛地往前蹿了一下，又熄火了。
“离合松太快了。”林清石说。
陈阿圆重新发动了车。这一次她松离合松得很慢，慢得象是在用脚丈量一寸一寸的路。车子慢慢地往前走了，不快，二十码，但很稳。她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面的路，身子微微前倾，表情认真得象在绣一朵花。
“好，就这样，慢一点没关系。”林清石在旁边说。
她开了一小段路，又把车停在路边，跟林清石换回来了。她的手心全是汗，心跳得很快，但她笑了。她笑得很好看，象一个刚学会骑自行车的孩子，又象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那笑容里有骄傲，有羞涩，有一点点不好意思，有一点点藏不住的得意。
林清石看着她笑，自己也笑了。两个人坐在那辆破货车的驾驶室里，对着挡风玻璃上那道用胶带粘住的裂缝，笑了很长时间。
到了泉州，林清石把车停在中山路附近的一条巷子里。两个人下了车，走在泉州的街上。泉州比永春大得多，人也多得多，车也多得多。陈阿圆走在街上，看着两边的店铺——卖布的、卖鞋的、卖吃食的、卖日用百货的，一家挨着一家，招牌花花绿绿，让人眼花缭乱。她想起小时候在陈家铺子的柜台后面，站在小板凳上，踮着脚尖，把金枣一颗一颗地摆在粗陶碗里。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她在那条街上走了很久，从中山路走到东街，从东街走到西街，从西街走到南门。她不觉得累，她象是被什么东西推着走，停不下来。每走过一家店，她就在心里想：这家店太大，租不起；这家店位置不好，太偏；这家店太小，摆不下坛子；这家店的房东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家店离陈家铺子太远了——陈家铺子已经没了，但她还是觉得远。
她走到一条巷子口，停下来了。
那条巷子很窄，只能并排走两个人。巷子的两边是老房子，砖墙已经发黑，瓦片上长满了青笞。巷子深处有一棵大榕树，榕树的枝叶从巷子尽头的院子里伸出来，象一把撑开的巨伞。她看着那棵榕树，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发现自己的脸上湿了。
“你怎么了？”林清石走过来，看见她在哭，慌了。
“没什么，”陈阿圆用手背擦掉眼泪，“眼睛进了沙子。”
林清石看了看天。天很蓝，一丝风都没有。他没有再问。
她在泉州找铺面找了三天。
第一天走遍了中山路、东街、西街，看中了两家，一问租金，吓得舌头都伸不直。一家要五十块一个月，一家要六十块。她在永春那三间砖瓦房，一个月才交两块钱的宅基地使用费。六十块，她在永春的铺子有时候一个月都赚不到六十块。
第二天她去了南门和北门一带。这里偏僻一些，租金便宜，但人也少。她在一家快要倒闭的杂货铺门口站了很久，看着里面灰尘满面的柜台和货架，心里盘算着如果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