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石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颗芦柑，剥着皮，听着。他剥芦柑的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停下来了。芦柑的皮被他剥了一半，挂在果肉上，象一个脱了一半衣服的人。
“你说的是真的？”他问。
“骗你干什么？我自己的店都开起来了。以前只能挂靠在供销社下面，现在自己领执照，自己进货，自己卖。赚的都是自己的。”那个商人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林清石，你那个腌茶叶，可以做大。我帮你销到泉州、厦门，要多少有多少。”
林清石没有立刻答应。他把那颗芦柑剥完了，掰了一瓣放进嘴里，嚼了嚼，汁水很甜，但他没尝出味道。他的心不在芦柑上，也不在那个商人的话上，他在想一件事——陈家铺子。
陈远水在泉州开的那个陈家铺子，因为土改关了。关了二十多年了。如果政策真的变了，如果私人又可以做生意了，那么陈家铺子——
他不敢往下想。他把剩下的芦柑塞进嘴里，连同皮上挂着的那半块没剥干净的皮一起嚼了，苦涩的汁水在嘴里炸开，他皱了一下眉头，咽下去了。
那天晚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陈阿圆。
陈阿圆正在作坊里腌茶叶，手上全是盐和茶汁。她听到“改革开放”这四个字的时候，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但她的眉头皱了一下，然后又松开了。她把茶叶压进坛子里，盖上盖子，用湿布封住坛口，然后转过身，在围裙上擦干了手。
她坐在作坊的小板凳上，林清石坐在她对面的木箱上。作坊里光线暗，只有一盏煤油灯，灯芯剪得短，火苗小，光照在两个人的脸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大大的，黑黑的，象两个巨人。
“清石，”陈阿圆说，“你还记不记得，我阿爸走之前那几天，跟你说过什么？”
林清石想了想，摇了摇头。陈远水最后那几天已经不怎么说话了，偶尔说几句也是含混不清的，他听不太懂。
“他跟我说，铺子要在路边。”陈阿圆的声音很轻，象是在重复一句很久以前听过的话，“铺子要在路边，路在人在，人在铺子在。”
林清石看着陈阿圆。煤油灯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煤油灯的亮，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像井水一样涌上来的、压都压不住的亮。他见过这种亮——在缅甸的炮火中，在滇缅公路的泥泞里，在泉州陈家铺子的柜台后面，在永春林家铺子的作坊里。这种亮永远不会灭。
“你的意思是？”他问。
陈阿圆看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说出了他等了一晚上的话。
“把林家铺子开到泉州去。”
林清石从木箱上站了起来。他站得很快，快得象屁股上装了弹簧。他站在作坊中间，头顶快碰到房梁了，他微微弯着腰，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在裤子上蹭了蹭，又插进裤兜里，又抽出来。
“你认真的？”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认真的话？”
林清石在作坊里走来走去。作坊不大，走两步就到头了，他转过身，又走两步，又到头了。他象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焦躁不安，又兴奋难抑。他走了十几趟，停下来，站在陈阿圆面前。
“阿圆，你听我说。开铺子不是说着玩的，要本钱，要地方，要执照，要进货，要卖货。我们在永春有房子有铺子有作坊有客人，去了泉州什么都没有，要从头开始。你确定？”
陈阿圆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按住了他的胸口。她的手心贴着他的衣裳，他能感觉到她手心的温度，通过一层薄薄的布，传到他的皮肤上，传到他的心脏上。
“这里有什么？”她问。
林清石低头看了看她的手，又抬头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亮得他不敢直视。他低下头，声音轻了。
“有路。”
“什么路？”
“从缅甸到泉州的路。”
“还有呢？”
“从泉州到永春的路。”
“还有呢？”
林清石抬起头，看着她。这一次他没有躲闪，没有低头，没有把目光移开。他看着她，看了很久，久到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两个人的影子在墙上晃了晃。
“从永春到泉州的路。”他说。
陈阿圆把手从他胸口收回来，转过身，走到坛子前，蹲下来，掀开湿布，把手伸进坛子里，抓了一把还没腌好的茶叶，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茶叶还没有腌透，味道不够浓，还差半个月。
“等这批茶叶腌好，”她站起来，把那把茶叶放回坛子里，重新盖上湿布，“我们就去泉州。”
一九七八年秋天，林清石和陈阿圆第一次一起去了泉州。
不是去送货，是去找铺面。
他们把家安、家宁、家兴留在永春，拜托林母和苏阿梅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