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兴想了想，说：“哪里都好看。”

    陈阿圆没有追问。她知道家兴说的不是手的样子，是手做的事。这双手做金枣、腌茶叶、洗衣服、做饭、抱过他、牵过他、打过他、摸过他的头。这双手做的事，比手的样子重要得多。家兴十一岁就懂得这个道理了，她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

    陈远水走后的第一年，苏阿梅老了很多。

    她的头发全白了。不是慢慢白的，是像被什么东西一夜之间染白的，从根到梢，一丝黑的都没留下。她的背驼了，以前她走路的时候脊背挺得直直的，从后面看象一个四十岁的女人，现在她弯着腰，头往前伸，象一棵被风吹歪了的树。

    她的眼睛也不行了。不是瞎，是看东西模糊，像隔着一层雾。陈阿圆带她去镇上的卫生所看过，医生说是白内障，要开刀。苏阿梅不肯开，说“开什么刀，我都快七十的人了，能看见吃饭就行了”。

    她不能看见吃饭了。她夹菜的时候经常夹空，筷子伸出去，菜在左边她夹右边，夹了半天夹不到，她就把筷子放下，不吃了。陈阿圆看着心里难受，把菜夹到她碗里，她低头吃，不说什么。

    有一天傍晚，苏阿梅一个人坐在灶间门口，对着院子里的龙眼树发呆。天快黑了，龙眼树的影子已经看不清了，她还在看。

    陈阿圆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来。

    “阿母，你在看什么？”

    “看你阿爸。”

    陈阿圆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龙眼树下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堆劈好的柴火，摞得整整齐齐的，是林清石昨天劈的。

    “阿母，阿爸不在了。”

    “我知道。”苏阿梅的声音很平静，“他不在那里了，但我还能看见他。他在石凳上坐着，手里剥着花生，花生壳扔了一地，家宁蹲在他脚边捡花生米吃。他在剥花生，家宁在吃，他不说她，她就一直吃。吃了一地的花生壳。”

    苏阿梅停了一下。

    “你阿爸这个人，对别人都好，对自己不好。花生他自己不吃，全给家宁吃了。金枣他自己不吃，全给你吃了。虾酱他自己不吃，全给你阿弟吃了。他这一辈子，什么都舍不得吃，什么都舍不得穿，什么都舍不得用。他把自己省下来的，全给了别人。”

    陈阿圆蹲在母亲旁边，听着母亲说这些。她没有插嘴，没有安慰，没有说“阿母你不要难过”。她就蹲着，陪母亲坐着，看着暮色一点一点地浓起来，把院子、龙眼树、柴火堆、石凳，把所有的东西都吞进黑暗里。

    后来苏阿梅不说话了。

    蚊子开始出来了，嗡嗡地飞，在陈阿圆的耳边转来转去。她没有打，怕声音惊动了母亲。她就那么蹲着，任由蚊子叮她的骼膊、脖子、脸。她蹲了很久，久到腿麻了，久到家宁出来喊她们吃饭。

    “阿嬷，阿母，吃饭了。”家宁站在灶间门口，手里端着一盘菜，围裙上沾着油渍。她已经会做饭了，十三岁就会了，没有人教她，她自己看着看着就会了。

    苏阿梅站起来，腿也麻了，跟跄了一下，家宁赶紧放下盘子跑过来扶住她。

    “阿嬷，你慢点。”

    苏阿梅扶着家宁的手，慢慢地走进灶间。她走到灶台前，坐下来，端起碗，开始吃饭。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嚼得很仔细，象在数每一粒米。

    家宁给她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碗里。“阿嬷，吃肉。”

    苏阿梅低头看了看碗里的那块肉，夹起来，放进嘴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家宁。”她喊了一声。

    “恩。”

    “你做的红烧肉，象你阿母做的。”

    家宁愣了一下，看了看陈阿圆。陈阿圆正在喝汤，放下碗，嘴角带着一丝说不清是笑还是酸的笑意。

    “你阿母做的红烧肉，象我做的。”苏阿梅又说，“我做的红烧肉，象你阿公做的。”

    “阿公会做红烧肉？”家宁惊讶了。

    “会。在缅甸的时候，你阿公经常做。他的红烧肉不是用酱油烧的，是用一种黑黑的、稠稠的酱，缅甸人叫‘鱼露’。那个味道，跟酱油不一样，咸得多，鲜得多。你阿公每次做红烧肉，整条广东大街都闻得到。隔壁卖布的陈叔、对面卖米的李伯、巷口的剃头匠老王，都过来蹭饭。你阿公不恼，一人一块，分着吃。”

    苏阿梅说到这里，嘴角终于有了一点笑。那笑很淡，淡得象秋天早晨的雾，还没成形就散了。但陈阿圆看见了。

    她已经很久没有看见母亲笑了。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的消息传到永春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

    林清石是从一个来收芦柑的泉州商人那里听到的。那个商人在他的货车旁边抽烟，一边抽一边说：“现在政策变了，可以自己干了。以前不让做的买卖，现在都可以做了。泉州那边已经有人开始办厂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