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窗外的时候，窗外只有一棵龙眼树、一面土墙、一段路。路通向村口，村口通向镇上，镇上通向泉州，泉州通向缅甸。她看不到那么远，但她好象在看。
陈阿圆注意到母亲的变化，但没有说什么。她知道母亲需要时间。她和陈远水在一起四十多年了，从缅甸到中国，从泉州到永春。四十多年里，他们分开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十天。现在忽然分开了，而且是永远分开，陈阿圆觉得这不是“需要时间”就能好的事情，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帮母亲，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把粥煮得稠一些，菜做得咸一些——苏阿梅口重，陈远水口淡，这些年苏阿梅一直在迁就陈远水，菜做得淡淡的，吃饭的时候自己往碗里加盐。现在不用迁就了。
一九七七年春天，家安十六岁了。
他在镇上的中学读高一，成绩不好不坏，中等偏上。老师说他聪明但不用功，说他把心思都用在了别的地方。这个“别的地方”，是做生意。
家安从十三岁开始就跟着林清石跑货。一开始只是周末帮忙搬东西、装车、卸车，后来开始学开车——不是开货车，是骑三轮车。他把三轮车骑得比林清石还好，上坡下坡转弯倒车，样样利索。林清石有时候去远的地方送货，他就骑着三轮车在永春附近的村子里收山货。芦柑、笋干、香菇、木耳，什么季节收什么，他比林清石还清楚。
“家安，你这样下去，书还读不读了？”陈阿圆有一次问他。
“读啊，我又没退学。”
“你成绩都掉到多少名了？”
“阿母，成绩不是最重要的。”家安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象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象一个做了几十年生意的人。陈阿圆看着他，忽然觉得有点恍惚。她想起了自己十六岁的时候——扎着两条辫子，穿着蓝布衫，站在陈家铺子的柜台后面，跟客人讨价还价，眼睛里全是光。
她什么都不怕。
家安也不怕。
“书还是要读的。”陈阿圆说，语气软了一些。
“我知道，”家安背起书包，“阿母，我去学校了。今天下午放学我去五里街收笋干，晚饭不用等我。”
他骑上自行车，叮叮当当地走了。陈阿圆站在院子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村道拐弯的地方。风吹过来，带着春天泥土翻新后的气味，湿湿的，腥腥的，象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箩卜。
家宁十四岁了，在镇上的中学读初二。她跟家安不一样，家安像阿爸，她象阿母。她的成绩比家安好，不是好一点，是好很多。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几名，老师说她是个读书的料子，要好好培养，将来能考大学。
“考大学”这个词，在永春达埔这个小山村里，还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村里从来没有人考上过大学，连高中毕业的都很少。家宁如果考上了，将是头一个。
陈阿圆不知道大学是什么样子，但她知道那是好的。吴先生当年在私塾里跟她说过：“阿圆，你要是能读书，一定是块好料子。”她没有机会读书，她的女儿有。
“家宁，你好好读。”陈阿圆把一碗红糖鸡蛋端到她面前，“考上大学，阿母砸锅卖铁也供你。”
家宁端起碗，喝了一口红糖水，烫得嘶了一声。“阿母，我不考大学。”
“为什么？”
“我考上了，家里谁帮忙？”
陈阿圆愣了一下，看着家宁低着头的侧脸。家宁的睫毛很长，低垂着，在眼睛下面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她的嘴唇抿着，嘴角微微向下，那不是不高兴，是一种倔强，一种象极了陈阿圆年轻时候的倔强。
“你读你的书，”陈阿圆的声音有些发紧，“家里不用你操心。”
家宁没有回答。她喝完红糖水，把碗放在灶台上，背起书包去上学了。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说了一句：“阿母，我只是觉得，阿爸太累了。”
陈阿圆站在灶间里，手里拿着那只空碗，碗底还剩一点红糖水，褐色的，黏在碗壁上，干成了一层薄薄的糖膜。她把手指伸进碗里，蹭了一点糖膜，放进嘴里，甜得发苦。
家兴十一岁了，在村里的小学读五年级。
他是三个孩子里最安静的一个。他不象家安那样满村跑，不象家宁那样会说话，他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待着——一个人在院子里看蚂蚁，一个人在龙眼树下看书，一个人蹲在作坊门口看陈阿圆做金枣，一看就是一整个下午，不吵不闹，不催不问。
陈阿圆有时候会跟他说话。
“家兴，你在看什么？”
“看你做金枣。”
“好看吗？”
“好看。阿母的手很好看。”
陈阿圆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是黄的，粗糙的，布满老茧和伤疤的，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茶叶碎末和金橘汁液。这双手哪里好看了？
“哪里好看？”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