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治吗？”陈阿圆问。
苏阿梅摇了摇头。
“不能治？还是没钱治？”
苏阿梅没有回答。她低下头，两只手握在一起，拇指互相搓着，搓得很快，象是在搓一根看不见的绳子。陈阿圆蹲在她面前，看着她的拇指在黑暗中飞快地搓动，搓了不知道多少下，忽然停了。
“你阿爸说，不治了。”苏阿梅的声音忽然稳了，稳得象一块石头，“他说，这辈子够了，不想再花钱了。花钱也治不好，还不如把钱留给你们。”
陈阿圆站起来。
她站起来的速度很快，象一根被压弯了的竹子突然弹直了。她站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拉开灶间的门，走了出去。
院子里很冷。风从北边吹过来，吹得龙眼树的枯枝吱吱作响。月亮很大，很圆，很亮，把整个院子照得白花花的，像铺了一层霜。她站在院子中间，抬起头看着那轮月亮，看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用手捂住了脸。
她没有哭出声。
但她的肩膀在抖，一下一下的，象一个人在无声地咳嗽。
林清石从屋里出来，看见她站在院子里，走过去，站在她身后。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碰她，就那么站在她身后，象一棵树站在另一棵树旁边。
过了很久，陈阿圆放下手，转过身，看着林清石。
“清石，”她说，“我阿爸要死了。”
林清石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拉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冷，冷得象一块冰。他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用自己手上的温度暖着。
“我去找医生，”他说，“永春不行去泉州，泉州不行去福州，福州不行去上海。”
陈阿圆看着他。月光下，他的脸被照得发白，但眼睛是亮的，那种亮不是月亮的光，不是灯的光，是他在陈家铺子第一次看见她时的光，是他在永春供销社被裁员后蹲在灶间里跟她说“我想自己做生意”时的光，是他在三轮车坏了半夜才回来、蹲在灶台上吃饭时眼睛里还亮着的光。
“不用了，”陈阿圆说，“阿爸说不治了。”
“那是阿爸说的。你呢？你怎么说？”
陈阿圆看着林清石，看着他亮着的眼睛，看着他被月光照白的脸，看着他微微抿着的嘴唇。她想说“我也不想治了”，但这句话堵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
她想说她不想让阿爸死。
她想说她还没有准备好。
她想说她在缅甸的时候才四岁，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阿爸的扁担一上一下地晃着，像摇篮。她想说她七岁站在陈家铺子的柜台后面，阿爸教她算帐，说她漏了自己吃掉的那颗金枣。她想说她十二岁的时候阿爸让她撒谎说自己是种地的，把陈家铺子交给她，自己去菜地里捡石头。她想说她十六岁出嫁的时候阿爸没有送她，但她知道阿爸站在人群后面，手插在裤兜里，眼睛一直看着她。她想说阿爸把那根从缅甸挑回来的扁担挂在林家铺子的墙上，说“这根扁担给你了”。她想说阿爸替她保管了那把梳子十三年，在她已经忘了的时候，从藤箱里拿出来放在她手心里。
她想说很多话。但她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她只是站在那里，握着林清石的手，看着月亮从龙眼树的树梢上慢慢地滑过去，滑到屋顶的后面，看不见了。
那天晚上，陈阿圆没有回屋睡。
她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陈远水的床边，守着。陈远水已经睡着了，呼吸很重，喉咙里有痰，呼噜呼噜的，象水壶烧开了水在冒泡。他睡觉的姿势跟他这个人一样固执，直挺挺地躺着，两只手放在身体两侧，象一具被摆放整齐的遗体。
陈阿圆坐在椅子上，看着父亲的睡脸。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漏进来，落在他脸上。他的脸在月光下象一张旧照片，发黄的，边角卷曲的，上面的人象已经模糊了，但还能看出来是谁——是一个十六岁从泉州走出去的少年，是一个在缅甸广东大街上打打算盘的中年人，是一个瘸着腿从缅甸走回泉州的父亲，是一个在永春田埂上捡石头的老人。
是同一个人。
是她的阿爸。
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瘦，骨头硌着她的手心，皮肤象一层薄纸，青色的血管在纸下面蜿蜒着，象一条条干涸的河流。
她握着他的手，握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陈远水醒来的时候，看见女儿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头歪着，睡着了。她的手还握着他的手，握得很紧，即使睡着了也没有松开。
他没有把手抽出来。
他就那么躺着，看着女儿睡着的脸。她的头发乱糟糟的，有几缕垂在额前。她的嘴唇微微张着，呼吸又轻又匀。她的眉头皱着，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