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春节，陈远水和苏阿梅从泉州回来了。
他们回来那天是大年二十八，天还没亮就出发了，坐的是从泉州到永春的第一班车。车到永春镇上的时候还不到中午，林清石骑着三轮车去接他们。陈阿圆本来要一起去，但家兴那天早上发高烧，烧得小脸通红，浑身滚烫，她走不开。
陈远水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林清石差点没认出他。
他瘦了。不是一般的瘦，是那种病态的、让人心里发慌的瘦。他的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进去，脖子上的皮肤松松地挂在喉结上，象一只被放了气的气球。他的手拄着竹杆，竹杆在他的体重下微微弯曲，他的身体向前倾着，象是随时要倒下去。
苏阿梅扶着他，从车上一步一步地挪下来。她自己也瘦了，头发白了大半，但精神还好，看见林清石勉强笑了笑。
“阿爸怎么了？”林清石接过陈远水的包袱，一只骼膊架住他。
“老毛病，又犯了。”苏阿梅的声音很平淡，象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肺上的问题，咳了两个月了，不怎么吃东西。”
林清石把陈远水扶上三轮车的车斗，铺了一件旧棉袄让他靠着，苏阿梅坐在他旁边。三轮车在雪地里慢吞吞地走着，车轮碾过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陈远水靠在车斗里，闭着眼睛，脸上没有表情，象一尊被风吹雨打了很多年的石象。
到家的时候，陈阿圆站在院子门口，手里抱着家兴。家兴的烧退了一些，但还在烧，小脸还是红的，眼睛无精打采地半闭着，下巴搁在陈阿圆的肩膀上，象一只生病的小猫。
陈阿圆看见父亲从三轮车上下来的样子，手里的家兴差点没抱住。
她见过父亲瘸，见过父亲咳嗽，见过父亲手抖，但她没有见过父亲这个样子。瘦成这样，佝偻成这样，象一个被折叠过的纸人，被人从口袋里掏出来，皱巴巴的，怎么都展不平。
“阿爸。”她喊了一声，声音不大。
陈远水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他的眼睛里没有光，以前那种无论什么时候都在的、像河面上的阳光一样闪闪铄烁的光，不见了。他的眼睛变得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霜的窗玻璃，看不清里面有什么。
“家兴怎么了？”他问，声音沙哑，像砂纸在玻璃上摩擦。
“发烧了，快好了。”
陈远水点了点头，拄着竹杆慢慢地走进院子。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象是在丈量脚下的土地，每一步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走到石凳前面，停下来，慢慢地弯下腰，用手摸了摸石凳上的积雪，雪化了，水从指缝间滴下来，滴在地上，一滴一滴的。
他坐下了。
家兴从陈阿圆肩膀上抬起头来，看见了陈远水。他愣了一下，歪着头看了看，认出了他，伸出了两只手。
陈远水伸出手，把家兴接了过去。家兴趴在他怀里，小手抓着他的衣领，脸贴着他的胸口。陈远水用一只手拢着他，另一只手在他背上慢慢地拍着，一下一下的，象在拍一只需要被哄睡的猫。
“阿公，你瘦了。”家兴说。
陈远水没有说话，继续拍着。
“阿公，你怎么不说话了？”
陈远水低下头，看着家兴的脸。家兴的脸红扑扑的，嘴唇干干的，眼角还有没擦干净的泪痕。他看着这张小小的、生病的、需要被人照顾的脸，嘴角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喉咙里象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
他动了动嘴唇，无声地说了两个字。
没有人听见他说了什么。家兴没有听见，陈阿圆没有听见，苏阿梅没有听见，天和地都没有听见。
但他说了。
那天晚上，陈阿圆把苏阿梅拉到灶间，关上门。
“阿母，阿爸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实话。”
苏阿梅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不说话。灶膛里的火已经快灭了，橘红色的馀烬在灰白色的灰烬里一明一暗地闪着，象一个人在眨眼。
“阿母。”陈阿圆蹲下来，看着她的脸。
苏阿梅抬起头来。她的眼睛红了，但没有哭。她看着蹲在面前的女儿，看了好几秒钟，然后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阿爸，在泉州的时候，去医院看过了。”
“怎么说？”
苏阿梅的嘴唇在抖。她用力抿了抿嘴唇，想把那抖压下去，但压不住。她的嘴唇象一片被风吹动的树叶，不停地抖着，抖得她说不出来话。
“阿母，你说话啊。”陈阿圆的声音也抖了。
“医生说，”苏阿梅终于说出了那几个字，声音轻得象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肺上长了东西。不是好东西。”
灶间里安静了。灶膛里的最后一点馀烬灭了，灰烬从橘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