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他的账。他算得比谁都精。
有人问，那我们怎么办？
他说，第一步，学会。
学会认字，学会算账，学会看欠条，学会算利息，学会量地，学会称粮，学会记账。学会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
第二步，团结。
一个人去找钱员外，他把你打出来。十个人去找他，他把你轰出来。一百个人去找他，他关上门不敢出来。
一千个人去找他呢？他会跪下来叫你爷爷。
你们有五百多口人，他有几个？他有钱又怎么样？钱能挡得住五百多口人的锄头？
第三步，站起来。
不跪了。不认了。
地是你们种的，就是你们的。粮是你们打的，就是你们的。凭什么给他？凭什么他说句话，你们就得把命给他？
这些话，村里人以前没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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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害怕，听着新鲜，听着又觉得，好像真的是这个道理。
有人信了，有人不信。有人想试试，有人不敢。
但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往老槐树下凑。
开始认字了，开始算账了，开始记账了。
任弋教他们堆肥，地里的庄稼长得比以前好太多。教他们做新式犁，翻地快了一倍，人也省了大半力气。教他们改水力织布机，一天织的布，顶过去十天。教他们烧水泥，修了路，盖了楼。教他们发电，屋里亮堂堂的，再也不用闻油灯的油烟味。
他们有了自己的织坊，自己的合作社，自己的护村队。
他们不再给钱员外种地了。他们种自己的地。
钱员外来过。带着护院，骑着高头大马，站在村口骂。
护村队的年轻人，拿着打磨好的长枪，整整齐齐站在他面前，一步不退。
钱员外看了看那些长枪，看了看那些挺直腰杆的人，调转马头，灰溜溜走了。
第二天，他托人来说，愿意把地卖给村里。价钱公道，绝不抬价。
村里人凑了钱，把那些祖祖辈辈种的地，买了回来。
钱员外搬走了，搬到县城里去了。听说后来生意做赔了，家道中落了。再后来，听说他死了。
没人去吊唁。他埋在哪里，也没人关心。
十二年。
只是十二年。
任弋站在台阶上，看着台下那些面孔。
那些曾经饿得发青的脸，现在有了血色。那些曾经吓得发抖的眼，现在有了光。那些曾经佝偻着腰的人，现在挺得笔直。
那些曾经跪着的人，现在站着。
站着，就再也不想跪下去了。
“十二年前，” 他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传到了空地的每一个角落，“你们跪着。现在你们站着。为什么？”
“因为你们学会了，你们团结了，你们站起来了。”
“你们亲手把自己的日子，从钱员外手里夺回来了。你们亲手把自己的地，从钱员外手里夺回来了。你们亲手把自己的房子，从钱员外手里夺回来了。”
“你们的闺女不用给人当丫鬟了。你们的儿子不用给人当长工了。你们的老子娘不用饿死了。你们的孩子不用冻死了。”
“你们是人，不是牛马。你们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人。”
有人哭了。
那些眼泪，憋了十二年，憋了二十年，憋了一辈子。顺着黝黑的脸颊往下淌，砸在地上，洇出小小的湿痕。
没有人笑话。因为哭的人太多了。
“可是，” 任弋的声音忽然沉了下去，“隔壁村呢？”
赵土生坐在最前排。
他昨天那件破衣裳换了，是周村长找给他的干净褂子，还是大了一号，空空荡荡挂在身上。
他没有哭。只是直直地看着任弋。
他的脸很瘦，颧骨高高突出来，眼眶深深凹进去，像一具蒙了层皮的骷髅。嘴唇裂了好几道口子，干巴巴的，没有血色。
右手缠着干净的布条，是昨天夜校的人帮他换的药，布条上还渗着淡淡的血。左肋肿着，青紫色的淤伤，从领口里露出来一截。右腿直直地搁在地上，不敢弯，一弯就疼得钻心。
他就那么坐着，像一截被砍断的树桩，风吹不动，雨打不烂。
任弋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隔壁村。你们都知道隔壁村。”
“十二年前，他们跟你们一样穷，一样苦，一样怕。后来他们有了个地主，叫王富。”
“王富是什么人？王富是县尉